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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沙洲住了一个星期，便奉命坐船上驶经藤县到武林登岸，徒步到玉林。随后我营又分防到兴业县属的一个小镇叫做城隍圩驻扎。这一带是当时着名的六万大山匪穴的边缘。当地民团常有被土匪袭击缴械情事，我们来此亦负有剿匪的任务。
此时边防军司令部设在玉林，我因公常到玉林城去。有一次，我和司令部里几位高级军官出去逛街。据他们说，这里有一位姓崔的星相家。我们的袍泽中有请他看过相或算过命的，都说他十分灵验，所以他们意欲前去一访，请他看看相。我们原是无事逛街，因此一行六、七人便一同去了。没有请他看过相的人都请他看相。我因我父亲是最反对迷信的人，故此素不相信星相。等到大家都看完了，这位星相家早已对我频频注意，至是才说，要替我看一看。我因顾虑人家说我迷信，不甚愿意。他说，看你的相，比他们都好，看看不妨，并不收相金。加上朋友们的怂恿，我就让他看了。他首先就说：“我看你先生的相，比你同来的朋友们都好多了！”他这话说得相当大胆，因为我们同去的都是司令部和本军里的几位高级军宫。有位至少将的，我当时是少校，官阶最低。
我说：“在这里，我是阶级最低的啊！”
“没关系，”他说：“按相上来说，你明年要连升三级，”
我说：“那除非明年这里发瘟疫，把我这批朋友都害死了，我才有这机会连升三级！”大家哄堂一笑。
“我不知道啊，”他说：“但是相上是应该如此的。”
别人又接着问他：“连升三级以后又怎样呢？”
他说：“鹏程万里，前途无疆。”
他又说了许多奉承的话，最后他真的不收相金。在当时我仅以渠为一江湖术士，信口恭维人，讨几文相金而已，根本未加注意。谁知翌年粤桂战争又起，我竟由营长而帮统，而统领，最后升任边防军司令，一年之内恰恰连升三级。民国十三年夏，我通电吁请陆荣廷下野息兵，亲率大军，直捣南宁。中山先生委我为广西绥靖督办时，这位崔某特地远道来南宁访我。当督办公署的总值日官、副官处长周祖晃向我报告说，我的一位朋友崔某来拜访。我接了名片一看，心中愕然，并不认识这位贵客，因我已经把这件事忘记了。总值日官见我发怔，便说：“他说他在玉林替你看过相，说你要连升三级，故此特来道喜。”我这才仿佛想起有这件事，同时心中也觉得奇怪，何以如此碰巧。但是为避免议论说我们革命军人提倡迷信起见，我没有亲自接见他，只下了一张条子，叫军需处送他五百元，庶几使其不虚此行。我今日回思，仍觉此事奇怪，因为崔某所说我将来的事，如子息二人，父亲早死，母亲高寿等等，一一应脸，诚属不可思议。
我在城隍圩驻防时，还有一件与迷信有关的趣事。我是民国九年年底到玉林，在城惶圩过年的。当地人民于农历新年，带了酒、肉、爆竹来我们营部劳军。营部是设在一所祠堂内，屋宇非常高大，四合围的天井之上，尚架着竹编的遮阳天棚。贺年的商民就在天井里姗放爆竹，一不小心，火花忽然把天棚烧着了，所幸人手众多，抢救迅速，故未成灾，只是把天棚正中烧了一个大圆洞。阳光下照，院落中反而显得明朗了。事后，我营的医官李庆廷，忽然来向我道贺。李庆廷便是我前章说过的教师。因为他精研中医，我在当了营长之后，聘诸不到西医，便把他请来做医官。这时他已六十以上的年纪，深信阴阳灾异之说。因为我是他的上司，所以他叫我“先生”。他拱了手对我说：“德邻先生，恭贺！恭贺！自今以后，必逐年高升！”
“李先生，何以见得呢？”我问他。因为他是我父亲的莫逆之交，又曾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也称他“先生”而不叫名。李先生说，根据他几十年来的经验，这事是一件难逢的好兆头。天棚烧了一个大洞，上见天日，如果燃烧成灾，当然就不好了。起火而无灾，正是上通霄汉，光照万里，大吉大利。而且又发生在大年初一，所以他要向我郑重道贺。这种迷信，在中国旧社会里，原是不足惊异的，我当然也未加注意。
（二）
我在城隍圩住了五个月，已经中断的粤桂战争，旧火复燃，我们边防军再度奉命向广东进攻。原来在粤桂初期战后，陈炯明回粤，桂军回桂，本可相安无事。不意桂军败退回桂后，广西督军谭浩明取消自主，接受北京政府命令，而中山回粤之后，也把军政府招牌重新挂起，自任大元帅，以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广东省长，有统一两广之志。加以北京政府利用两广间的矛盾，进行离间挑拨，委前广东督军陈炳坤为梧州护军使，伺机窥粤，有卷土重来之意。这样一来，粤桂战事的延续已不可避免。到民国十年六月，战火终于爆发了。
这时广东方面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分兵三路入桂。广西方面，陆荣廷也分三路堵截。中路由陈炳坤指挥，在梧州对岸的大坡山布防，采取攻势防御姿态。主力军则置于两翼；左翼北路由沈鸿英指挥，由贺县、怀集东进，攻北江；右翼南路由谭督军浩明坐镇玉林，指挥攻高雷。
不久，左翼沈鸿英军入广东境，占领连山、阳山，颇有进展。右翼军亦迭获胜利，占领钦、廉、防城。我们第一路边防军于六月间自玉林出发，未几即攻克化县，而将高州合围。粤方高雷镇守使胡汉卿为湖南人，原系林虎都属，和我本是熟人。后因战局不利，胡氏率部向陈炯明投靠，被派为高雷镇守使，驻节高州。我们将高州合围时，胡氏未及逃遁，遂被困于城内。是日黄昏之际，我营首先爬城攻又高州。或许因为胡部军纪不佳，所以当我们攻入城内时，即有商民报告，说胡镇守使仍在城里，可能藏匿于外国天主教堂之内。我闻报后，即率卫兵向教堂搜索。在一个传教士的卧室角落里，我发现有一只大衣柜。我亲自将衣柜打开一看，果见胡氏躲在其中，满面胡须，低着头，状极毅觫。我对他说：“胡汉卿先生，请你出来吧。”胡氏举首看我，混身发抖，讨饶说：“请你叫他们不要打死我啊！我们以前还是同事啊。……”我说：“请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朋友还是朋友。请你出来，请你出来。……”
我随即把他送到司令部去，司令黄业兴和他也相熟，所以对他很优待。后来我军退却，就把他释放了。
我们攻占化县和高州之后，敌人因未遭受重大损失，旋即向我军反扑。其先遣部队约千余人，占领了高州通化县道上约三十里的石鼓圩，将我军后路补给线截断。上峰命蒋琦和我指挥步兵两营附炮四门、驭逐该敌，以维持后方交通。谁知该圩为防御土匪而筑有极坚固的石围墙，并有碉楼数座，无异一座要塞，短期内实难攻破。足见本军黄司令暨参谋人员疏于防范，致令此一重要据点落入敌人手中，而陷本军于不利的形势，殊可惋惜。这两营官兵以屡战皆捷的余威，数次冲锋，都为敌人火力所压制，无法冲入圩中。蒋琦乃和我计议，以为进攻之道，首在描毁敌人的碉楼和围墙，碉楼和围墙一毁，则敌人瞰射的火力大减，我军便容易迫近，突入圩内。这些碉楼和围墙既是十分坚固，摧毁它一定要用山炮轰击，但现在炮兵放列阵地距目标过远，很难命中。蒋帮统和我乃决定将炮兵阵地推进接近圩场。又因间接地段很多，不能直接瞄准目标。不得已，只好推进距离该圩约一千五百米的土冈上，将四门山炮放列轰击。这时蒋帮统和我都站在山炮的侧翼六、七公尺处，观察弹着点。因我们的目标过于暴露，又在敌人步枪射程之内，忽然枪弹横飞，密如雨点，官兵即纷纷躲避于阵地棱线之后。我和蒋琦身为指挥官，为官兵的表率，彼此鼓着傻劲，不肯随部属躲避，以示懦怯。不知为何，我当时有一种直觉，老是感到蒋氏处境甚为危险，而未想到我自己正处在同一危险境界之中。这感觉的产生，是因我忽然想起蒋氏和他的夫人曾屡次说过，他俩游遍大江南北，所遇算命看相的术士，都说蒋氏“过不了四十岁”。他自己也深信此说，因此放荡不羁，花天酒地的过日子。不巧，今年他正是四十岁。而去年在玉林崔某替我看相时，却说我遇险时能逢凶化吉。故当流弹鸣叫横飞之时，我就向蒋氏建议，此处目标太大，应向炮兵阵地左侧移动二、三百公尺，以避开敌人火力。蒋氏同意，乃向左移动了约三百公尺。他站在我的左侧不到一公尺，我们两人正在用望远镜窥测炮兵发炮的弹着点，他忽然蹲下去，坐在土丘棱线之上，拿着望远镜继续观测。他蹲下还不到两分钟，我发现他身后突然尘土飞扬，蒋氏随即慢慢地仰卧下去。我立刻把他扶住，只见他两眼一眨，似“死鱼眼”一般。但他马上恢复正常，对我说，他受了伤。我和卫士将他扶离原地几公尺，在棱线后，以保安全。随即解衣检视，见他的小腹左下侧，为枪弹贯穿一小孔，流血并不多。蒋对我说。“我现在受伤了，要去城里包扎一下再回来，这两营兵即请你指挥吧。”担架兵便把他抬走了。翌日，我便听说，他因子弹击中小腹，贯穿数层肠子，腹部发炎，不治身死了。倘当时我们不移动位置，或他不蹲下来，可能不致中弹。是则人之生死，殊末可逆料。后来见到蒋的夫人，她也说她丈夫的阵亡，恐怕是命里注定的。
直到第二天黄昏时候，我们仍仅包围该圩场，后更因炮弹用尽，补充不上，终未能达成任务；而粤军的援军又到，我乃奉命退守高州城。旋接密电，我们中路军陈炳坤部，已被粤军攻破，梧州失守。敌人分水陆两路猛进，一部在武林登陆，向玉林挺进，我军后路有被切断而陷于包围的危险。不得已，乃决定放弃高州，回师迎击粤军。时我被升为帮统，继蒋氏的遗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