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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捐包赌，甚至无理勒索，随意苛求，居民也不以为异。然我驻军北流，决心不随例出此下策。在紧急关头，我曾将司令部内所存伤病官兵缴回的闲枪中拨出一百枝，每支配子弹二百发，折价每枝一百五十元，售予当地防匪的地方团队，得洋一万五千元，终于未取民间一芥而将难关渡过。
就在我们军铜十分困难之时，南宁的粤桂联军司令部不特饷金欠发，陈炯明反而下令要我军将山炮四门交出。他的理由是，我的第三路原是步兵，不必有炮。缴炮的命令一到，两位联络参谋就时时来催。我即行文总司令部婉拒。我的理由则是，玉林五属，盗匪如毛，且此地随处皆有碉楼，万一为匪所盘据，官兵如无山炮，绝难攻坚。为清剿土匪，此四门山炮断难交出。陈氏见我词意坚决，知不可动，遂未坚持。
但是他随即又电召我去南宁报告。这原是一个难题。当我在司令部集会讨论此事时，部下官佐，都认为我既未遵命交炮，陈总司令疑虑已久，如贸然前去，恐遭不侧，因此都不主张我去南宁。而我本人则期期以为不可。我如不去南宁，是自示携贰之心，故违军令，反为不美。所以我便告诉他们说：“我去南宁设有不测，那时诸君可自作决策。如总司令意在缴械遣散部队，而诸位认为可行且系应该，则堵君可不必以我为虑，迳自遵命缴枪便可。如诸君以缴枪遣散为不可，则高举义旗抵抗可也。我军转战千余里，大小十余战，声名赫赫，谅亦不致任人轻取。总之，诸君见机行事，千万不必为我而投鼠忌器。……”商酌部署既定，我便自北流到贵县，乘船溯江到南宁。
（四）
到南宁后，陈炯明就在总司令部召见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时声势煊赫、后来竟因背叛中山先生、终至声名狼藉的陈炯明。他召见我的地方是在总司令部的客厅里，这客厅十分宽敞。陈氏高高上座，离我很远，双方都须大声说话，才能听得清楚。
陈炯明身材魁梧，仅表非凡。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便是他总不正眼看人。和我谈话时，他远远地目光斜视，殊欠正派。孟子说“胸中不正则眸子眨焉”，大概便是如此。这或许也因为他是近视眼的关系。我们用广东话交谈了几句，未着要领，他就叫我出来了。
照例，高级长官召见远道而来的部下，总要垂询一些军中情形，随机慰勉训示，甚或设宴扭待，以示慰劳激励之意，庶可使部曲畏威怀德，上下归心。但是陈炯明召见我则不然，三言两语之后，遂无下文，或许他是很忙，也没约我吃饭。关于缴炮的事，他也没有向我说及，百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陈氏当时在西南是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位居粤桂联军总司令，连战皆捷，所向披靡。再加以革命为号召，敢作敢为，作风新颖，为人廉洁，颇为物望所归。可惜他究系文人，将兵非其所长，更兼性多猜忌，气量褊狭，除亲友故旧以及潮、梅同乡之外，对一般袍泽以及赴义来归的官兵，都视为外人，难于兼容并包。此实系陈氏不治之疾，非因此丧志辱身不止。陈氏后来叛孙失败，蛰居香港有年，住于罗便臣道九十二号。我在民国十八年中原战争失利后赴港，也曾住于该宅。同年，李任潮（济深）被禁闭于汤山，民国二十年获释来港，也赁居于是。我们三人都是在大陆政争失败后来港，才居住其中的，实是一桩趣事。此屋后为李任潮所购得，任潮附共后，为响应中共抗美援朝捐款，闻已将该屋售去了。我在民国十八年住于其中时，陈炯明曾想来看我，为我所婉拒。由于一般国民党人因其背叛中山，目为党的叛徒。我当时虽与蒋先生政见相左，然此是我二人私人闲事，我本身则始终未曾脱党。为免党内同志们误会，我拒绝了陈氏的访问。所以我平生只在南宁见过陈氏一面。
在南宁我还去拜访过当时中山所委的广西省长马君武。马氏也是临桂县人，和我更多一层乡谊。他是欧洲留学生，精通英、法语。年方四十开外，风度翩翩，谈风甚健，为人亦和蔼可亲。他一见到我就发牢骚，说他虽为省长，但号令不出郭门，全省各地都为驻军盘据，无人约束。他并告诉我，关于军饷弹械，不能倚靠他云云。同时我也以乡谊请他向总司令缓颊，不要再追缴我的四门山炮，马氏也一口承诺。我们在南宁过从五、六次，厮混得很熟，我对他的印象极好。
马氏是留学生，目击西方物质建设的进步，自然十分心折，一旦身为省长，殊思有所兴革。他首先注意的便是交通建设。截至此时，广西尚无公路。陆荣廷当政十年，只修了一条马路，自南宁通到他祖居的武鸣故乡，为他一人的方便，其他一概无有。马氏仍决定修公路，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修了五里路，无功而罢。
我在南宁住了十来天，也没有多少公事可办，除有少数同学故人来访外，和军政各界的接触并不多。而招待我最殷勤的，却是当时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刘氏是一位极富戏剧性的人物。他原是广西桂林师范学生，柳州马平（今柳江）县人，清末时加入同盟会搞革命，联络绿林是其所长。因陈炳昆和他同乡，陈任梧州护军使时，援引他为统领，率领他收编的土匪两三百驻守梧州左侧背的木双。中山援桂时，刘向粤军通款，放粤军由木双击梧州背后，陈炳昆因此放弃梧州而逃。刘便于民国十年六月二十一日率部进入梧州，通电附义，自称桂军第一师师长。电文中力数陆、谭等罪行，语极尖刻。当时广西人士对陆、谭虽无好感，然亦不直刘震寰之所为。他的师长名义大约是粤军前方指挥临时给与的。陈炯明接到这份通电，颇为诧异，在桂军宿将中，刘震衰之名不见经传，何来此“第一师师长”？因电令前敌总指挥叶举逮捕刘某，就地枪决。叶举因粤军其时正多方号召桂军赴义，故认为杀降之举为不智，再三为其说项，才为陈炯明所优容。这次我到南宁，刘震寰竭力拉拢我，其目的是想收编我部，委我为他的“第一师”中的旅长。但我对刘的观感：第一，刘氏非军人出身，原不知兵，我雅不欲为一外行军人的部属。再者，刘氏原无基本部队，一时荣显，全仗其投机取巧得来，收编一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他的为人。他临阵通敌，已非军人本色，而通电过度诋毁原来长官以取媚于新主人，尤属可耻。所以他虽派员与我殷勤周旋，我始终无动于衷，没有上他的圈套。
第四编：统一广西
第十三章：孙陈失和与自治军成立的经过
（一）
我在南宁见过了陈炯明，住了十来天后转回北流原防。在南宁时我已微闻粤军内部发生龃龉，两粤政局又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因消息不灵，不知其事本末，事隔多年，我才知道其基本原因在于孙、陈失和。中山先生是民国十年四月在广州由“非常国会”选为大总统，而陈炯明则经中山一再提拔而任为粤军总司令。他二人如不能合作，则两粤政局必然会起极大的纷争。
原来粤军入桂打倒了陆、谭，陈炯明为彻底消灭桂军残部，乃溯江西上，驻节南宁，志在从事改革两广政治，然后缓图发展，原亦未可厚非。但中山统一两广之后，适逢直、奉酝酿大战，奉张向中山求援以夹击直军，中山亦认为北方军阀中势力最大最强横的是曹锟与吴佩孚。“擒贼先擒王”。要铲除军阀，必先从直系下手。奉系既来通款曲，则暂时与之合作，亦为革命党政略上应有的措施。中山乃决定乘机北伐，即在桂林组织大本营，意图假道湖南北上，而窥长江。这时中山除原有的粤军许崇智、李福林所部之外，游散各地前护国、护法各军，如朱培德所部的滇军，彭程万所部的赣军，和谷正伦所部的黔军，也纷纷入桂附义，声势颇大。民国十一年春，一部分北伐军且已进入湖南边境。然此时一则因孙、陈的主张相左益甚，陈氏不但不支援北伐，并百计阻挠其实现，二则因湖南省长赵恒惕为巩固地盘计，不愿卷入南北政争的漩涡，藉联省自治之名，发动民意机关吁请中山体念湘省历年兵燹之苦，万勿假道湖南，以苏民困。中山见内受陈炯明的制肘，外受赵恒惕的阻挠，乃于民国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在桂林大本营开会，决计变更计划，调在桂林亲信各部回粤。四月十六日，中山师次梧州，电召陈氏至梧会晤，陈不敢应召，一面急电坐镇南宁的前敌总指挥叶举班师回粤，一面呈请辞去本兼各职，作为消极的抵制。四月十九日，中山颁令准陈氏辞去广东省长暨粤军总司令的兼职。陈氏本人却退往惠州。中山见陈非大患，即按照原定计划，取道韶关，入赣北伐。出师未捷，在后方的陈炯明忽令部将叶举率师回省。中山闻讯，仓卒赶回广州坐镇，六月十五日终于发生叛军炮轰总统府情事，中山因此离粤，粤事遂益发不可收拾。
所以孙、陈失和，以及国民党的内哄，实是两广政局转变的一大关键。然孙、陈失和的主因，实系两人政见的不同，非纯然为意气之争。中山先生自矢志革命之时，即以全国为对象，不愿伺促于一隅。以故中山力主北伐的动机，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必。但是把握时机，不计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先生气魄雄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故不辞冒险，期达目的。
至于陈炯明，其平生抱负，任事作风，处人态度，都恰恰和中山相反。陈炯明自始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加以其时联省自治之说正风靡一时，陈氏及其部曲，均心向往之。他们认为中山的北伐，绝无成功的希望，与其以两粤的精华，作孤注一掷，倒不如切实整顿两广，待羽毛丰满，再相机北进。其所见亦未始非稳健之策。所以他叛变之后，北方的知识分子如胡适之等，竟公然同情陈氏，甚至有说陈炯明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