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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之后，我即送给胡汉民先生，希望用他的名义发表。因胡氏是党国元勋，望重中外，以他的名义发表，更可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胡先生看过该文之后，承认我的看法完全正确，不过，他说，他是个文人，以文人谈兵，反令人有凿枘不投之感，而我既是一员握重兵的将领，倒不如由我自己发表。在胡氏敦促之下，该文乃由我自己署名，送交报馆和通讯社发表。全国各报竞相转载，成为当时舆论研讨最热烈的题目之一。
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我国民间的抗日运动极为澎湃，当时借抗日口号而别有所图的，虽然大有人在，但是绝大多数人民，都是激于义愤，情难自抑。无奈中央有意敷衍日本，竟通令压制各地的抗日运动。两广因一向与中央的政治主张相径庭，故两广的抗日运动独能不受干扰。我们两广，尤其广西，抵制日货的彻底，可说史无前例，真是尺布寸纱也不能偷关一步。
日方有见于此，乃多方派人来粤做拉拢的工夫。因此，“九一八”以后的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军人中，如土肥原贤二少将、松井石根中将、冈村宁次少将、梅津美治郎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铃木美通中将、和知鹰二中佐、血田宽三、服部、中井、吉野、佐方等，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
文人、政客、学者来访的，如现任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的十河信二，便是当年与我长谈过的访客之一。年前十河氏来美，我们于纽约畅谈往事甚欢。
对于这些日籍访客，我总是开门见山毫不留情地痛斥日本强占我东北的狂妄行动。以同文同种之国，中日两民族亟应相亲相重，以维持远东和平。而日本不此之图，却一意步西方帝国主义的后尘，变本加厉侵略中国，可耻孰甚？我一再强调说，日本咄咄进逼，最后必然要引起中国的全面抗战。试问以日本蕞尔小国，是否可将中国一举吞没？如不可能，则战事必然旷日持久，使日本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最后必惹起世界大战，日本玩火自焚，终要招致灭亡而后已。
一般日本人，在我责以大义以后，都有赧然无辞以对的表示，唯独土肥原和松井二人却态度倔强，向我反驳，此事已详见第三十九章。其他日人则有一共同遁词，说中国国势不振，赤祸弥漫，苏联最后必将以中国为踏脚石而侵入太平洋，赤化东南亚。中国的东北位居苏联东进的要冲，而中国无力防守，为免沦入苏联之手，日本实不得不越俎代庖云云。
针对这一点，我竭力反驳说，诸君此项遁词实是自欺欺人。为着反共，必须侵略中国，这种理论不值一驳。如真有一二糊涂君子，以为侵略中国可以反苏，则他们将来所招致的结果将适得其反。中日交战，适使苏联坐收渔翁之利。日本也将为渊驱鱼，把中国广大的抗日群众驱向苏联怀抱，同时予中国共产党以坐大之机，将来赤化中国，祸延远东。
日本访客中，除少数顽固分子外，大都对我这项分析，口虽不服，而心然其说。在和他们广大人群接谈之后，我深深觉察到，日本人之间对侵华、反苏两项抉择实持有不同意见。纵使是少壮军人之间，意见也相去甚远。南进、北进两派颇为格格不入，陆军和海军也时相水火。
当时访粤的日本少壮军人中，和知鹰二中佐便是不赞成侵华而力主反苏的重要分子。他在和我接谈时，对我的分析几乎完全同意。他认为日本侵华是最大的错误，苏联才是日本的真正敌人。日本应联华反苏，不应把中国赶入苏联的怀抱。因为观点相同，和知在粤和我相处甚得，可说无话不谈。后来沪战爆发，和知任少将旅团长，在大场和我军血战。嗣因发表反战言论，为军部褫去兵柄，转任运输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又奉调为日本驻菲律宾占领军参谋长。战后，曾以战犯身份被捕入狱，嗣因渠一向反对“南进”，且在菲期间，对美国战俘多所庇护，故获无罪释放，此是后话。
在广州时，我便看到“南进”派极为得势，咄咄逼人。我乃竭力拉拢“北进”派，企图扩大两派间的摩擦，并乘此刺探日本侵华的秘密。因此，我与和知的交情日笃，和知也引我为中国知己，不时有意或无意地将侵华机密泄漏给我方情报人员。担任此项重要任务的人，便是何益之君。
何君是辽宁大连人。日本帝大法政科毕业，能操流利日语。“九一八”事变时，自大连逃出，企图到关内投效。但因关内无亲无友，不特请缨无路，甚至无计糊口。不得已，又潜返东北，终因其学历过人，日语流利，为日本军方所罗致，派充日本驻华南各机关华语译员。他遂乘机与土肥原、板垣、冈村、和知等厮混极熟，以故所有我的日本访客都请何君为通译。
我和何君见面多次之后，觉得他为人正派，年轻热情，何以竟甘心事敌呢？一次，我便秘密着人约其来私邸一谈。
见面之后，我便很诚恳地问他说：“何先生，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何君经我一问，顿时泪下。他因而告诉我，他于“九一八”事变后入关投效失业的一段往事，以及后来为日本军部罗致，充当传译的经过。
我说：“何先生，我看全面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你希望不希望替祖国尽点力呢？”
何说：“如有机会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
我见他出语诚挚，乃私下和他议定，要他做我方情报员，刺探日方机密。何君一口允诺，并谢绝任何报酬。民国二十三、四两年间，他果将日本派大批人员到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国家活动情形向我报告。根据这一情报，我即断定日本向中国全面进攻为期当在不远了。“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益之得和知鹰二等朋友的掩护，在沦陷区行动自由，常搜集日方重要军事行动情报，交设于法租界的地下电台拍发至第五战区。故日军每一军事动向我方都事先得报，历验不爽。甚至军委会所得情报，尚不及五战区所得的为可靠。所以军令部曾迭电嘉奖五战区的情报组，此实何君之功。
日本侵华与抗日运动发展至一九三六年，已至相当严重阶段。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剿匪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暨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突然发动“西安事变”，劫持蒋委员长，要求全面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剿匪军事停止，全国抗日运动乃急转直下。到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日本向华北压迫，有增无已，抗战遂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为应付即将爆发的抗战，我们深觉广西省会的南宁距离海口太近，极易受敌人威胁。二十五年秋，“六一抗日运动”事件结束后，我乃于广西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陈述，为应付将来抗战军事上的需要，省会应自南宁迁返桂林。一则可避敌人自海上登陆的威胁，再则可与中央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加以桂林多山洞，是最好的天然防空设备。一省省会的迁移，往往引起人民不绝的争执，且兹事体大，最难作出决定。但此次经我解释后，大家一致通过，殊出人意料之外。广西省会迁治后，果然不到半年，抗战便爆发了。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五十章：“七·七”事变与上海、南京保卫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实为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的挑衅行为所发动，消息一出，全国民气沸腾，一致主张全面抗战，不再让步。此时蒋委员长正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邀请着名教授和社会名流聚论国是。与会人士也多数认为只有发动抗战，才可挽救国家的灭亡，于是中、日全面大战遂成定局。
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日，蒋先生即自庐山拍电来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白崇禧和我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我们接电后，不假深思，便复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当我们同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四川省省主席刘湘、云南省省主席龙云均有所闻，两人乃相继来电劝阻。大意说，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云云。
刘、龙二人当时对国是意见颇尊重我们的主张，故对我们北上特别关切。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来电劝阻。
我得电后，当即复电劝慰刘、龙二主席。大意是说，我们的判断与他二人大有出入。因日本侵略者现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今蒋先生既有发动抗战的决心，广西自当响应号召，实行全省动员，参加抗日。希望刘、龙二公也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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