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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面提一句，几年前好莱坞的一部电影《玛莲娜》，对男主人公也用了相似的定位手法。
然而在现实生活里，我未必见得是个安稳的男人；华生那种抑制不住的对女性的窥视欲，也很难让人相信，他就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丈夫；柯南道尔的种种文字，是不是就的确真实可信，或许值得讨论一下。
比如，在《米尔沃顿》里面，一连两位贵族女子因为年轻时的不谨慎，被人抓住把柄进而加以要挟，最终危及到她们自己的名誉。在当时那个时代里，为名誉问题所困扰的不仅仅是女性，男性还要占更多数，尤其是私生子的丑闻。像《米尔沃顿》故事里的两个女性这样，因为年轻时的轻薄而留下把柄的男性要更多。柯南道尔为什么不找个贵族男子来作为主角？理由当然不仅仅是照顾到读者而已。柯南道尔的读者以男性为多，当时的社会也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人出入俱乐部都是不合礼数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作品适当地冒犯女性比冒犯男性更加安全；另外，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女人是浅薄和愚蠢的。她们经常犯错，她们也被允许犯错。
同样的故事情节出现在《第二块血迹》中，欧洲事务大臣夫人因为年轻时的轻率，一封求爱信落在了不法之徒手中，罪犯要挟她盗窃她丈夫的密件。她这么干了，给她的丈夫带来了无限的麻烦，甚至危及到整个欧洲的局势。当福尔摩斯揭开这个谜底的时候，这位绝顶美妙的女子不断地哀求和忏悔：
〃先生，问题出在我的一封信上，我结婚前写的一封不慎重的信，愚蠢的信，是在我的感情一时冲动下写的。我的信没有恶意，可是我丈夫会认为这是犯罪。他如果读了这封信，
他便再也不会信任我了……一方面是导致幸福的毁灭，另一方面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去拿我丈夫的文件。可是在政治问题上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而爱情和信任的重要性，我是十分理解的……〃
几个故事似乎都在指向女性，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她们漂亮、轻率、愚蠢、冲动，几乎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而同样的话题，却没有发生在那些丑闻不断的绅士身上。
倘若有哪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看到这些，她会毫不犹豫地跳出来：这是赤裸裸的男权对女性的侵蚀。但可惜是，柯南道尔的时代理会不到这么深奥的层面。他只是习惯性地作出安排，一个漂亮、高贵的女人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误，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即便读者是一个丑陋、卑贱、低俗的女人，她也会原谅这些。
福尔摩斯还有更厉害的话。在《四签名》的故事中，华生对摩斯坦小姐做了非常正面的评价之后，福尔摩斯冷淡地说了他的观点：〃我一生所见的最美丽的女人，曾经为了获取保险赔款而毒杀了三个小孩，结果被判绞刑〃，
相比之下，柯南道尔的优雅犹如情书般的语句，不过是一些基础的表面功夫罢了。就像是讨好女人的花言巧语，虽然精巧而且奏效，却永远不值得信赖。
如此说来，似乎可以下定论了，柯南道尔就像福尔摩斯一样，根本上讲，就是一个绝对的男权主义者。在他们心目中，女人这是社会多样化的一种选择，而且不是最好的选择，她们〃是否存在灵魂〃还值得商榷一下。
果真如此吗？未必！因为在这些故事中，有一个女人是个例外，那就是女探险家艾琳·艾德勒。
这是一个和福尔摩斯智力不相上下的女人，是唯一一个让福尔摩斯吃苦头的女人，是一个让福尔摩斯对女性改观的女人。自《波希米亚丑闻》之后，福尔摩斯每逢讲到艾琳·艾德勒，就用〃那位女人〃来称呼她。言下之意，显然艾琳·艾德勒和其它女人不算同一个种类。
《波希米亚丑闻》的大概情节在〃读者〃那一节我曾经简述过，这里为了便于阅读，再复述一遍。
波希米亚国王即将大婚，他和女探险家艾琳·艾德勒有过一段亲密的历史，这段历史留下一张合影。国王担心前女友会将这张照片传播开来，所以希望福尔摩斯把照片找回来。于是大侦探福尔摩斯运用了种种鸡鸣狗盗的法子，设法偷回照片。福尔摩斯在这里使用的伎俩，忠实地体现了他对女性的偏见和蔑视。他假扮成牧师进入艾琳·艾德勒家中，制造假火灾。人遇到这种情况，自然是去保护最重要的东西。艾琳·艾德勒也是如此，一下子泄漏了藏照片的地方。尔后福尔摩斯就扬扬自得地回去了，预计着下次来取照片。
但假火灾的伎俩被艾琳·艾德勒识破了，同时她也知道是什么人在调查她。于是她女扮男装在贝克街门口，和福尔摩斯打了个招呼。福尔摩斯居然没有反应过来。等福尔摩斯打算再次盗取照片的时候，艾琳·艾德勒已经离开英国了。但出于安全起见，她还是给予了一些保证，绝不会将照片传播开来。这件事情是福尔摩斯唯一一次栽在一个女人手上。
福尔摩斯对艾琳·艾德勒的态度，也是柯南道尔的态度。一个才貌双全又不乏情趣的女人，永远值得男人的青睐。如果说大多数女性天生就是愚蠢的代言辞，那么艾琳·艾德勒这样的女人，倒也不妨另作一类。我想，柯南道尔就是这么干的。
在这篇小说的开头，华生振振有辞地说清道明，福尔摩斯绝对没有对艾琳·艾德勒产生敬佩之外的感情。但在我通读福尔摩斯系列之后，倒真的觉得两人是天作一对地设一双。福尔摩斯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安慰他的女人，女探险家的两个男人则一个愚蠢一个迂腐，有谁能比得上智力超群又不失风趣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呢？
当然了，这是个典型的广大读者的愿望。
后 记
据说，每个作者的第一本书，都写得非常辛苦。无论这本书的最终结果是名垂千古，还是昙花一现，是自我安慰还是职称评定。总之，都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情。
我相信这是真的，或者说，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遇到了许多青年作者都遇到的问题。在省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悠闲和激情之后，我们必须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继续写作继续生活。回去并不是说省城的日子不好，在那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先进前卫的思想，以及各种各样摸不清道不明的机会和诱惑。对于一个成型的写作者而言，这或许是一片可以大展身手的天地。但对于我这种需要坚定写作信念的人而言，理想中的天堂往往就是最麻烦的地方。
理由非常简单，我必须工作。如果没有一份稳定的经济来源，我没有办法心安理得地继续写下去。而在省城谋取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几乎等于是一个人的噩梦。我没有办法让自己日渐苛刻的脾气，去适应一个自己无法驾驭的空间。于是，回到老家，就成了理论上唯一可行的选择。在这个落后的苏北小城里，父亲、母亲半辈子的努力，或许可以成为我闲散自由的平台。
当然了，这都是自欺欺人的话。
在成为一名记者之后，我从理论上获得了许多空闲的时间。我甚至相信在工作上付出的努力，要远远低于自己获得的报酬。但不久之后，这就变成了一个笑话。因为相信自己在工作上没有尽心，所以希望自己每篇稿件都能优秀。这种想法直接导致在工作上耗去了更多的耐心和时间，以至于自己随时随地感到愧对回来的初衷。对写作的愧疚之心，又变成我工作拖沓的理由。两种情绪交加起来，变成什么都想干，但什么都没有干好。
人们作出一种决定的时候，往往总是考虑有利的一面，而忽视其它的细枝末节。但有的时候，不起眼的小细节又会脱颖而出，力争影响你的生活。我从来没料到记者的身份，会带给我一些额外的优越感。但事实的情况是，当我包里揣着记者证和求助者进行交谈的时候，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随时随地在支配我的语感。我希望自己能够帮助别人，也相信记者的职业可以帮助别人，即便在无法给予帮助的时候，也尽量用谎言来给予别人安慰。
当愁容满面的求助者离开后不久，我就开始着手想象自己如何解决问题。不幸的是，我生活的小城非常实际也相当势利，权势可以干掉真理，利益可以改变良心。那种让我在三分钟之前还能自信满满的语调，实际上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自我安慰。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这种语调欺骗别人、糊弄自己。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自信心、职业感和真话，是三种最不能相信的东西。
与此同时，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继续。当我回来的时候，瓢城正在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城建改造工作。在创建〃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口号下，整个城市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拆迁改造工程。原本在我印象里那个羞羞答答充满小家子气的城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自以为是的高楼大厦和四处横行的暴发户市民。
从理论上讲，我能够理解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在情感上，我不能容忍一个已经定义的事物，在毫无节制地扩充变化。这种变化充满了强悍的侵略味道，铺天盖地的茶社酒吧，时髦青年就像一个个心怀叵测的投机分子，随时随地在考验你对于他们的认知。一个昨天还在摆地摊卖杂物的家伙，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先进企业家。他扛着政府授予的各种奖牌，自大若狂地坐在你的面前，拿腔拿调地说一些老掉牙的创业故事。这些故事甚至还不如官方提供的事迹材料，我却必须从中取材编写，然后登报发表，交付读者。在整个流程当中，谁都知道故事的真伪，却从来没有人真正怀疑过。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慢慢开始产生一些怀旧的念头。这个通俗的大众化的行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一一翻看文章里提到的这几本书。对于大众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