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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尔就成了另一个典型，他曾经是杜巴瓦阵营的人物，但最后认识都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重新回到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来了。你看，这就是区别。保尔是真正的党员，所以党接纳了他。而杜巴瓦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
如果斗争只是发展到这一步，那么我没有什么理由指责作者，受到了这种斗争模式的影响。但故事往往总是凑巧的，事情从来不是单项的。接下来，杜巴瓦出了问题，他和老战友们闹僵了，大家背他而去；他和安娜结婚了，却因为政治观点不合，而导致分居。你看，这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对杜巴瓦斗争的一部分了，这个托派分子，因为政治问题，已经众叛亲离了。
再后来，杜巴瓦和安娜也闹开了。在作者手稿上，保尔和丽达参加全俄代表大会的时候，保尔告诉丽达，杜巴瓦表面上向安娜承认，不再参与托派活动，但私下却搞一些小组织活动。于是夫妇之间彻底决裂，杜巴瓦甚至对安娜讲：
〃有什么了不起？去吧，去报告吧。你以为，我就这么想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党，连老婆都党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
保尔当时也在现场，他和杜巴瓦很好地谈了一次。这次谈话有两个两点，第一是保尔清楚了，杜巴瓦是不可能回头的，他是死硬的托派分子；第二是杜巴瓦对保尔讲了一句软话。他说：
〃保夫卡，我知道你没有僵化，也没有成为怕丢乌纱帽而投参成票的官僚，不过，你是那种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的人。〃
以上两小节十分重要，我们将稍后再谈。
杜巴瓦在这本书里的结局是这样的：保尔最后一次探望他的时候，他〃睡眼惺忪〃地走出来，〃脸色灰白，眼圈发青〃，〃身上散发着刺鼻的洋葱味〃，浑身散着一股酒气，床上躺着一个胖女人。
杜巴瓦的〃政治生命〃彻底完结了。他对和保尔谈话感到厌烦，〃连我该跟什么人睡觉也要你们下指示吗！这些说教我早就听够了！你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吧！去告诉大家，就说我杜巴瓦现在又喝酒，又嫖女人！〃
在苏联官方最终定稿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上，关于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的内容，删去了一大半。这些我们可以理解，在斯大林最终得到领导权之后，最希望群众获得的信息，不是表现斯大林和诸多反对派的斗争，而是希望群众知道，斯大林从来就是除了列宁之外的，党的第二号人物。他成为列宁的继承人，是名正言顺无可厚非的。为此，即便是〃根正苗红〃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东西，也面临删节和修改。
但有些东西，是负责政治审查的人所无法预计的。比如上面我们提到杜巴瓦说的话，〃这种党，连老婆都党特务〃。这句话传达的信息十分准确，政治斗争已经容不下〃夫妻〃两个字了，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划清界限的事情，是时常发生的，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审查人员没有意识到，这个话可以让人认识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多么地变态和畸形。
而杜巴瓦称保尔是〃那种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的〃人，似乎也可以作为许多人对保尔的一种普遍认知。这种认知出于对保尔的爱护，他不是不知道党的问题，而是被〃红旗〃蒙住了眼睛。这是一种肤浅化的表现。身在革命浪潮之中，却不知道风雨的凶险，对于保尔这一级的干部而言，是不存在的。相反，正因为他知道风浪的凶险，所以他必须隐忍和等待，像杜巴瓦那样失去〃政治生命〃的事情，不能在保尔身上发生。否则将来的一切事情，他都无缘参与。
而保尔等待的是什么呢？或许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集体农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再说一说这次党内斗争。这次斗争是由1923年12月11日发表了一封托洛茨基的信而引起的。信的名字叫做《新方针》，是托洛茨基写给党的会议的。这封信和后来托洛茨基写的两篇文章，以及一些相关材料，一起编成了一个名为《新方针》的小册子。这一系列的材料主要内容有个：〃党不应该追随保守派〃，应当〃使党的机关服从于党员〃；〃清洗机关中的一切官僚主义分子，用新干部取代他们……应该使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愿在党内制造恐怖气氛〃；党的老近卫军有退化变质的可能，应当启用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我们熟悉的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的说法，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这些材料引起很大范围里的争论，各地纷纷举行各地党组织的全体会议和对〃左派〃反对派的派别会议。保尔他们和杜巴瓦的这次争论，应该就是其中一部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机关职员以及一些军事组织，在企业中的支持者很少。杜巴瓦他们几个就是青年学生。
我们在书中也看到，保尔和杜巴瓦两派关于党的机关是否已经官僚化，老近卫军是不是已经变质等问题争论不休。但事实上，这场斗争是关于列宁去世之后，谁将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争。《新方针》小册子，就是为了贬损托洛茨基的竞争者而出现的。所谓〃党不应该追随保守派〃和〃使党的机关服从于党员〃的说法，实际上是针对斯大林。当时斯大林是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主管机关行政工作，〃应该使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愿在党内制造恐怖气氛〃的指向也是斯大林；〃党的老近卫军有退化变质的可能〃是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至于启用青年人，则是托洛茨基在拉帮。
与〃左派〃反对派的这次斗争，最终以托洛茨基的失败告终。有意思的是，斗争进行到后期，托洛茨基把话题引向历史问题，希望在历史履历中找到自己是党的二号人物，且功勋卓著的证据。平心而论，托洛茨基的确曾经是党内的二号人物，且在很多场合受到和列宁一样的崇拜。许多集会场合有祝〃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健康的标语，机关悬挂他们的肖像，歌曲和军歌中赞扬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这次历史问题的追究，却被人翻出了1913年托洛茨基给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的尼·齐赫泽的信件，在信里托洛茨基怀着强烈的不满和愤恨，给予列宁否定性的评价。按理说，1913年的时候，托洛茨基还是孟什维克，作出这样的评价无可厚非。但这些信件被挖出来的时间，恰好是全党在哀悼列宁的时候。在这样的历史问题面前，大部分人失去了理智，将攻击的矛头对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于是，托洛茨基的影响力一下子降到最低点。
当然，要等到托洛茨基彻底垮台，被驱逐出境，直至在墨西哥被谋杀，还有待时日。这也不是托洛茨基第一次和斯大林等人交手，但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自此之后，托洛茨基的个人力量再也没有超越过斯大林。
在苏联历史上，对于个人历史问题的追究，一直是党内斗争的重要手段。确切地讲，这种手段甚至渗透到社会各个环节。在基洛夫被刺之后，恐怖一时的〃大清洗〃正式开张。在运用行政手段对党内外人士进行镇压的时候，历史问题就成了一把锋利的宝剑。
有意思的是，在这次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捍卫老近卫军名誉的斯大林，在政权稳固之后，所干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彻底清洗列宁时期的老近卫军，且手段的激烈和残酷，远甚于托洛茨基。
至于杜巴瓦的最终下场，我们可以料想得到。在对托派分子的镇压已经扩大到整个共产国际的范畴，甚至在中国党内都呈现扩大化的情况下，作为苏联地方托派分子的头目，杜巴瓦难免一死，也只能一死了之。
至于保尔，我们很难说些什么。如果他当时站在杜巴瓦一边，那么保尔眼里充满正义的，大义凛然的斗争方式，将全部倾斜到他头上。他的状况不会比杜巴瓦好到哪里去。
六，作者
这个人我跳不过去，我说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他是我们想象中最接近保尔的人，一个和保尔一样身残志坚、拥有无限力量的男人。他仅凭一部作品，就塑造了几代人价值观中最高尚的东西，让无数的青年人在文化匮乏的年代里，拥抱着身边仅有的几句正确的口号，来保证自己的良知不被时代吞没。当青年逐渐老去的时候，聪明的人回忆自己的往昔，可以心怀安慰地感叹：至少，关于保尔的书是正确的。
他们相信，当愚昧和无知四下横行的时候，拥有这份良知，就证明了自己仍然是清醒的。即便迫不得已，也可以在右手施展暴力的同时，左手悄悄地拉紧良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给自己稍稍带来些许安慰，好帮助自己安然入眠，为下一天的运动做好准备。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苏联所获得的成功，几乎涵盖了所有作家的终身追求。在我手边能找到的资料里，受到保尔·柯察金影响，继而改邪归正或是充满斗志的人的故事，几乎像神话一样层出不穷。窃贼可以浪子回头，工人可以精神焕发；时代在向这个病人招手，列宁勋章高挂在他的胸口，安德烈·纪德亲自登门造访，《真理报》的权威和他长期通信；平均每7个苏联人，就拥有一本他的小册子，两部作品在全球的发行了4250万册；他居住在政府给的别墅里，拥有自己的私人秘书和速记员，他不用担心作品不被发表，不必害怕编辑居高临下的眼光，甚至在梦里，也想象不到自己突然被行政机关镇压。
他拥有了时代能够给予的所有东西。所以，这个人我跳不过去。
1927年，二十三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瘫痪了，双目失明。此时，斯大林已经完成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的政治斗争，将他们赶出政治局。但将他们完全地从肉体上消灭，是1934年基洛夫遇刺之后的事情。我们所熟悉的〃消灭富农〃和〃大清洗〃，也都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瘫痪之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