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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那是。”麻三爷笑嘻嘻凑过来一点儿，说，“这小女子还肯下功夫，加上人才也还有几分，就是去年到省上，也还上得了台面。”又回过头来对老太太吴氏说道，“这丫头早就说来跟老太太磕头，我只怕老太太这几天贵体欠安，没准她来拜。”
“难为这丫头了。”老太太点点头道，“上回来我这里还承她破费，眼巴巴地从阆中给我带灯笼橘子来。回头喊她来我那里坐下儿，我请她几娘母呷点儿雨前青螺吧。”
“这哪里当得起，老太太只要招呼一声就是了。”麻三爷抱拳作揖地谢了，又欠身对坐在老太太下手的孔令枫说道，“不晓得今晚上孔老先生得不得空赏脸到我们班子里来打个幺台？”最后才对盛世钧笑着说，“自然还有庄主盛老爷啰，头几回来都没有见到，这回一定要赏光噢！”
盛世钧此时早已把一对眼睛定在了戏台那个俏人儿的身上，没有听见麻三爷在说啥。还是右边的太太孔嘉惠轻轻用手倒拐儿触了他一下，鼻子里“嗯哼”了一声，才把他整醒豁，一瞟太太柳眉轻蹙的样子，赶忙说，“哦，那……看先生去不去嘛？”
孔令枫笑了笑，放下盖碗茶，说声，“去。麻三爷有请，哪还有不去的？”
第二部分第25节 令人神往
到今天，我才发现自己开始向往乡土士大夫的生活，因为在那里面有很多平庸小事要做：山野的，农耕的，庄户的，书院的……邻里的，男人和女人的，孩子们的……没有污染，没有肥胖，没有怪遭遭的现代病……当然会有自然灾害，有人与人的问题，还要给官家缴纳一定的税款，负担一些徭役，徭役是为国家出工出力。不过，像四川这种地方一般还是风调雨顺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地广人稀时冲突也不会太大，而当时这些边远山区的主户们所缴纳的税款和供奉国家的徭役是很轻的。有了这几条保障，那样的耕读世家的生活是惬意的。
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已经依据各户田产多少，分等征税，粗说有上中下三等，细说有九品九等，从五代到宋朝，分一二三四五等。这种方针一直贯穿到明清。现代历史研究者如黄仁宇指出，明清两代朝廷是以收敛为主的方针治国，全国最高的税率在江南大约为20％，其余大多数地区为10％，偏远地区不足5％。
在农村土地使用方面，从1929年开始，有个老外叫约翰·L·巴克（John Lossing Buck）的，在中国22个省，168个地区，16，686个村庄，对38，258户农民的土地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1937年在上海出版—《中国土地的使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他认为，在过去很多史书和文章的描述中，不善于搞精确的田野调查工作的中国文人，对农村土地兼并的情形“有过度估计”的嫌疑。
他的调查结果是：总体上讲，小麦产区7/8的土地，稻谷产区3/5的土地是农民自有的。中国农民有一半以上是自耕农，半自耕农大约占1/3，自耕农、半自耕农两者占了83％，佃农只占17％。在小麦高梁产区，80％的农民是自耕农；在四川稻谷产区，57％是自耕农。但各地状况很不平衡，有些局部地区所有农民全是自耕农，有的全是半自耕农，有的却全是佃农。因此每一个局部地区都不能有效地反映全国的状况。
20世纪30年代约翰·巴克的资料让我觉得比较可信。
应当说，中国只要是在和平时代，自然灾害较少而水利较好的地区，其乡村生活是比较好过的。自由安逸，没什么人来对你指手画脚—历朝政府派出机构一般只到县一级。直到民国，进入20世纪40年代的四川乡村，政府的官吏也只派到乡镇一级，一般也就三五个小官吏。
这是中国农耕文化得以长期存活不至于频繁破产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安逸平和缺少内部活力而因循守旧的基本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人与自然交融不悖的基本原因之一。用今天绿色和平的观点来看，也许那真是一种人类生存的另类梦境—如果那里也能发展出抽水马桶的话。
盛家最老的老祖宗在北宋时可能也有我的这种感受。他罢官后没有回到当时战火延绵的江南故土，而是留了下来，留在川北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数百年过去，在这里发达出一个盛氏家族，成就了一座远近闻名的盛家大院，产生出一个中国耕读式的士大夫家庭，积淀下一种特有的乡土士大夫文明。
旧时中国官僚政府历来是重农抑商，打击土地兼并的。朝廷这样做才能保证全国有足够的自耕农（历代称其为“主户”—自己做主人的人家）为朝廷的中央集权服务。旧时中国的商人总是在中央集权松懈腐化时才大量生长出来。盛世钧当庄主的时候就处在这个当口。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工商业时代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说来这个麻三爷有趣得很，”散了头两场重头戏，天时不早。女眷们打道回府，孔令枫同了盛世钧一起，由麻三爷和小三子打起灯笼带路，朝前院的东跨院走。边走边跟盛世钧悄悄说，“这几个儿女都不是他亲生的。”
盛世钧听得“哦—”了一声。
“这个麻三爷十几岁上得了天花。他本来还有几分人才，他生母原本是麻家班唱花旦的么，生的这个麻老三从小就喜欢妆旦。结果天花一发，坏了盘子不说，那庸医打毒打得过重，伤了肾……”说到这里下完了门楼的梯坎，麻三爷在前面恭请“当心脚下”，孔令枫就打住了，逗得盛世钧心里痒痒的。大家东拉西扯进了东跨院，看座上茶乱了一回，一直也没得着机会。好不容易麻三爷出了客厅张啰去了，盛世钧正准备张口问个明白，就只听得门口珮环丁冬走进一个女子来。
这女子进得门来，福了一福，说，“小女子凤羲，拜见大人老爷。”说着轻提裙裾，缓舒纤腰，慢含螓首，拜了几拜。
盛世钧自不消说得，就连阅人已多的孔令枫都呆了一呆，半晌才回过神来。两个人连说了几个“不消，请起，落座，看茶”的话，这才平和过来。
在麻三爷心里，早有一个算盘。麻家班在他手里头红了川北是有道理的。最早麻家入川的祖宗，据说是当年太平天国的余党，会几手功夫。避难入川，也不敢进那些闹市重镇，只是在川东川北耍把式、跑码头，倒也交结了不少英雄好汉。
明清两朝，会道门大兴，川黔尤盛。四川民间历来就有拜把子拉帮结伙的传统。早在汉朝就有五斗米道的兴盛。五斗米道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社团组织，它兴起在天高皇帝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具体发育在川北古蜀道南道的广大地区，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总的说来，一来是巴蜀农耕经济发育自成一体，相对独立，到汉朝已经是富庶一方，与中原和华东形成鼎足之势；二来是秦汉以来中国第一次移民潮涌入平安闲逸的巴蜀地区，带来了秦晋齐鲁文化和通过长江水系进入的东南楚越文化；特别是道家、墨家、阴阳家，以及被汉武帝强制解散的南阳淮南学派，对四川在汉代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得巴蜀文化的成长具有非正统的杂学特色；再就是农耕移民的历史离不开拉帮结伙的传统，而四川川北一带山川地貌的复杂使得官方的控制难以有效地伸达；生活越是艰辛，地貌越是复杂，民间社团组织越是宜于生根成长。直到20世纪中叶，这一带民间还有很庞大的袍哥帮会势力。
麻三爷个人的本事也很是了得—无论在场面上，还是在自家的功夫上，都是一把好手。就说这回来盛家大院为老太爷停七唱戏吧，麻三爷硬是打着“孝义为先”的大旗，除了管吃管住—这本来就是无须提及的事情，难道盛家这么个大户人家还会不要体面么？其他一概为孝义之举，不谈分文。就是这一桌请客的酒席，也是麻三爷自家出银子找盛家厨房做的，连酒席上的老窖酒，都是麻三爷专门带来孝敬的。大管家盛福也拿他莫法。至于让麻姑亲身出来周旋，特别是跟盛世钧见面，那就更见麻三爷的心机了。
第三部分第45节 言辞有趣
盛世钧与谭书兰的关系是我们家族里谁都不愿意提及的故事。我想，这里面原因有二，一是怕受到政治株连，二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有点忌讳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
怕政治株连很正常，人人都明白。古代株连九族还是在血缘关系内进行，那时中国的株连九族已经被放大了，放到多大谁也搞不清，只要是在人可以联想到的范围内恐怕都有被株连的可能性。当时常听见到一句很生动的四川话叫：“谨防你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
谭书兰是基督教徒，留过洋的，得到过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好处。这样的身份让盛家沈家孔家那些亲戚们害怕。1950年开始的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在中国展开，一年多时间有18万的教友在宣言上签字。三自—自治、自传、自养，“坚决拒绝接受帝国主义的津贴”。到1950年底，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清查了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教会机构。到后来的“四清”及“文革”期间，教会和教徒受到更大的冲击。
不过，这种政治牵连虽然可怕，但还不是让我的长辈们忌讳谭书兰的根本原因。我现在想起来，这里面更深沉的原因是谭书兰与盛世钧的关系让他们在新社会的“纯洁”中感到不安。那种“纯洁”是种很复杂的心态—人人都要饮食男女，但人人都要树立自我纯洁的形象，特别是在两性关系方面。在那个年代，纯洁，高尚，伟大……是人人都真心实意顶礼膜拜的。
盛家孔家那边打听不到什么，我在我母亲这边的沈家亲戚中也打听不出更多的东西。盛世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