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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书兰：“管他的，你不是常说走哪山路唱哪山歌吗？就现在这样子，你看盛先生不也是很快活的嘛。我也不是不喜欢他，就是不想那样做，觉得没意思……嗐，听主的安排吧。”谭书兰站起来说道：“我去看约翰牧师了。”
谭恭仁就有点急：“他又不是你，信基督的，咋个听主的安排？你那个主又咋个安排？恐怕以后……”
谭书兰又站住了，挽起她父亲的胳膊，说道：“信不信主没关系。你不是也这样么？人的心思主都知道，我一直都在为你们祷告呐……行了，” 她晃晃谭恭仁的胳膊，撒娇似的说，“爹，你答应我，这个事，你就当把我宠坏了，不管了，也管不了啦，等我自己看着办，好吗？”
“你这个翻了天的女子哟！”谭恭仁看着女儿，眼眶有些湿润。
第三部分第55节 历史背景
“你那么信实谭书兰，你看她信基督好不好呢？”我问驼子。
驼子很久都没说话。我们坐在南佛山山坡上的破庙旁，懒洋洋晒着冬日的太阳。我已经摸到驼子的脾气，等他慢慢去回味。隔了好久，驼子说：“唉，你呀，你以为你那脑壳不是沙罐是铁打的么？我跟你娃娃说，莫去管这些事。信这个信那个，信来信去都莫意思。还是各人吹各人的冷稀饭……嘿嘿，就是那个谭书兰，那么机灵，信啥子基督，又有啥好下场了？依得她的本事，哼！”
我不知道驼子这“哼”的后面是什么意思：是指谭书兰在信与不信之间哪样会更好呢，或者是更坏？
上世纪70年代，乍一听到像谭书兰这样的人有另一种信仰，这让我很是好奇，总想知道个究竟。
我下乡的时候，在离我们生产队二十几里路远的平安场有一个教堂，在文革期间被彻底毁坏了。那教堂据说是上个世纪初外国传教士修建的。70年代末期，我到了曲艺团，在省内各地演出，有时候在非常偏僻的地方也能见到教堂。
我上大学以后，觉得我们这一代恐怕要比较公允地（当然不可能完全公允）去判断和体察我们过去的那些岁月。比方说到谭书兰的信仰生活，这里就有一组数据和简单材料值得参考和了解：
上世纪10～30年代，世界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基督教（旧称耶稣会、耶稣教，新教以英美教会为主）、天主教（以罗马教廷为代表，很古老，以西欧教会为主）及东正教（以俄国东欧教会为主）都在中国有所发展。其中基督教和天主教最盛。高峰时全国有上万座教堂，天主教的外籍传教士有2700多人，本土传教士1800多人，拥有280多万教友。基督教有外籍传教士有6200多人，本土传教士12000多人，有65万教友。总和有345万人。按当时中国3亿多人口算，差不多有1％的中国人进入了这些教会。
在这个时期，天主教主要在全国农村乡镇活动，基督教主要在全国城市活动。天主教进入中国很早，从16世纪明代传教士利玛窦时期就开始了。他们还带着近代科技知识，所以受到朝廷和一些士大夫的欢迎。明末宫廷有信徒500多人，全国有20万人。一些重要人物如徐光启（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院士）受了洗，成为教徒。这是天主教在中国最初的根基。基督教的进入要晚得多，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进入中国，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才初具规模。
有趣的是，就像我们好些普通人不知道如何区分基督教和天主教一样，当时全权处理这些外来宗教的钦差大臣也弄不明白。从1844年10月24日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后，直到1845年12月22日，这位主管钦差大臣才大致搞明白：“本大臣与各国习教规矩，有无分别，本不知晓，今已知之较多。故再宣布：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图像与不供奉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 （法 史式徽（J。 de la Serviere 1866－1937）：《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81－82页）当时的基督教牧师认为，这还有点美中不足，没有专门把“基督教”指出来与“天主教”区分。不过这也将就了，反正一般人和官员们也不会去搞明白。
天主教的十字架上钉有耶稣“苦像”，基督教（耶稣教，新教）的没有；基督教也不供奉圣人雕像或画像，认为那是偶像崇拜；另外基督教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由此可以看出两派之间的差异何等巨大—从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反对罗马天主教教廷开始，新教徒被天主教徒迫害，大量逃出欧洲，到了英国和美国。以后两派才逐渐和平共处，但分歧至今依然。这些分歧也往往折射到政治层面来，因为从皇室到政治家到普通人，信仰问题往往是根本性的。这场宗教改革意义重大，尔后17～19世纪西方的各种思潮与其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让我感兴趣的还有孙中山，他十三岁（1879年）跟哥哥到美国檀香山教会学校读书，在那里入教，1884年在香港受洗礼，正式入教。后来的蒋介石，以及孙和蒋的夫人都是基督教徒。1912年广东省政府官员65％是基督徒。特别有意思的是女性基督徒的增加—这对于当时不少还在缠小脚的女性说来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具体的女性基督徒的总数我没有找到，但基督教女性传教士和天主教女修会的一些数字也值得参考：当时基督教有女性传教士2300多人，天主教有外籍女修会46个，本土女修会39个，平均每省都摊到近两个修会。中国藉的修女有3600多人。如果她们每人周围有100位左右女性教友，那就是50～60万女性基督徒。基督教青年会也很有意思，他们主要在城市活动。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英美基督教各教会大量捐款，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迅速扩大。1922年时，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市会有40多个，差不多全国的省会城市和主要城市都有了，会员53000多人。校会达到了200多个，会员24000多人。基督教青年会直接催生了众多的新青年，有很多新青年最早的精神启蒙都是在教会学校发端的—有如孙中山那样。
这里也有一个数字是不能忽略的：在1920～1930年间，全中国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大约只有10万，不到总人口的1/3000。
教会学校：1875年，800余所，学生2万人。1914年，12000多所，学生25万人。1926年，15000余所，学生估计有80万人。当时中国计有国立大学3所—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私立大学5所，教会大学16所—比较著名的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有些教会大学还设立了医学院，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知识体系的教育传播基地，对中华民族体质的增强，全社会卫生条件的改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当时人们反对基督教的声音你我也要听到：延绵不断的反洋教教案大大小小，全国都有。如果说这还是基层传统文化的抵抗，那么，知识阶层的“非基督教运动”就更令人感兴趣。上世纪20年代的这场运动是从大学开始的，上海北京开始发难，波及全国，宗旨是“收回教育权”，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有不少知名学者、教授和文人都参加了。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经评论说：“耶稣教传教士和中国的地方士绅是天然的敌人，就像狗和猫一样。两者都是享有特权，不受官府压制的。两者都是宇宙学说的导师。势不两立，是无可避免的。”他还说：“19世纪许多中国的改革者相信基督教，一部分是在他们看来，实业、基督教和民主，这三位一体是西方富强的秘密，也是救中国的最好途径。”
这就是谭书兰那个年头的历史背景之一。
第三部分第56节 农民儿子
江伟业一看就是个农民的儿子，头上虽说没缠那块土白包头布，剃了个平头，一身工装，脚下却依然是赤脚穿草鞋，才从刚下过雨的巷子里钻过来，一脚的黑汤。
这是个吊脚楼式的大杂院，高高低低几座吊脚楼围在一起。几十家类似江伟业的苦力和工人的家庭住在这里。在各种声音混杂中，“老子”、“X妈”、“锤子”、“挨毬”、“杂种”、“龟儿子”，“爬你妈的”、“滚你妈的”、“擂你妈的”……这类言辞从四方八面的篱笆墙外不断翻滚进来，听得盛世钧直皱眉头。
谭书兰却当没听到，跟江大妈说着悄悄话。
巴渝人在行为办事上有种骨子里带来的草莽粗放的特色。1940年有个来自江南的下江人描绘巴渝人：“与人谈话，不论说到第三人，或狗，或物件，多呼‘老子’。故谈话时，‘老子’二字，即不断呼出。称下游一带人，谓下江人，或呼足底人。”（高绍聪：《巴渝琐记》，《旅行杂志》1940年4月号）
“老子”，“格老子”还算温柔的。更有甚者，是在“老子”后面还要加“X妈”的口头禅—“老子X妈”如何如何，那些“三字经”的丰富多彩，全中国无出其右……那种从破产农民向码头苦力过渡后的城市居民的特点，在巴渝显得尤其突出。缺少王朝正统力量的规范，匮乏高雅艺术文学的熏陶，由古代巴人的后裔所繁衍的船夫、游民、商人和苦力组成的城市，由周围山区破产农民和地主演化的市民，从一开始就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种草莽特色，巴渝人自己称之为“匪气”—义气血性，直爽热情，迷信愚顽，心狠手辣。
19世纪末巴渝成为通商口岸，渐渐有了些近代工业，但大都是外国人控制的，规模也很小。直到二战时期的1937年以后，大量移民给巴渝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人口从三四十万激增到七八十万，1940年后最高达一百五十万。直至这一时期，才有一批称得上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