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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个补偿。”盛世钧点头。于是选了两匹上好的川马，一公一母。黄老二见了牲口，心头高兴，收下了。盛世钧指派掌柜又拉他住了一天，找伙计给两家屋里的男女零零碎碎买了些东西，特别给黄老汉的闺女置办了些嫁妆，打好包驮在马上。掌柜的又找了一队靠得住的马帮同行。
黄老二临行前的夜晚，盛世钧翻来覆去睡不好觉，半夜起来给谭书兰写了封信，写了半截揉了，又重来。最后只写了两行，报了个平安，说自己现在望龙镇，也许过几天去巴渝。折好信纸，封进信封。正准备写信封，就听见天井里有人喊：“起程啰！赶忙点！”晓得是马帮的人来叫黄老二出发了。披了一件夹袄出来，见住在厢房的黄老二已经捆扎好出门了。
盛世钧招呼黄老二，说是想让他带封信。说起谭书兰，黄老二说：“晓得，谭医生哪个不知晓？我还去过那医院。”
盛世钧就掏出信。黄老二一见就说：“盛爷，你要是信得过我，最好是不要这种带字儿的东西，现时而今眼目下，这种带字儿的麻烦得很。你是不是想让谭医生跑出来嘛？要是这个意思，我就去帮你办了就是了噻，这个带字儿的就算了，连累人。”边说边朝门外走。
盛世钧一个劲点头。
到了门外，黄老二说：“我就跟她说你在这里等她，托我把她带过来？”
盛世钧点头。
黄老二牵着两匹马，跟马帮一起搭伙，高高兴兴回去了。
后来通过掌柜的打听，盛世钧才知道那帮打劫他们的人马是红军的一支骑兵部队。他们原本是出来侦察军阀敌情的，结果在那个小场镇听说了万家那伙人，晓得是逃出来的财主，就追了上来。掌柜的说：“万家好大的势力，这一带的棒老二（土匪）咋敢下这样的手？也怪万家的人太大意了，红军是啥子人，百把里路旋风就到了。”
盛世钧就问：“万家那些人呢？”
掌柜的道：“听说打死了几个，其余的都押回通巴去了。”
盛世钧逃跑后的第二天谭书兰就知道了。当然是那个红军政委告诉她的，他把盛代明也带来了。盛代明现在改名叫吴宏，是宣传部副部长。那个政委这段时间一有空就朝她那里跑。教会医院现在比红军总医院还忙，因为总医院的装备和医术都还无法跟教会医院比，所以好多重病号都住在这里。谭书兰作为医院的权威，红军那些受伤的生病的重要人物都是她亲自医治。
米家柱派人把盛珪月和苏大姐送到了谭书兰这里。盛代明终于跟女儿见了面。盛珪月还只有五岁，懵懵懂懂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对父亲诧生，只要她的苏妈妈。
飒飒回来，说她已经晓得盛世钧的事情了。她没有去见米家柱，只是为孔嘉惠守了三天的灵，也拜了老太太的灵牌。还专门在自家屋里立了孔嘉惠的牌位—孔嘉惠是她从小的主人，也是她和丈夫江伟业的主婚人，她们的感情是很深的。
第四部分第76节 盛家大院
临近1933年春节除夕的前一天，黄老二带着盛世钧送的两匹马找到谭书兰，悄悄把盛世钧的意思说了，还告诉她，他兄弟黄老汉去庙堂打听了，盛家老太太和太太的灵柩已经入土了，是那个江伟业跟火柴厂的人帮忙办的。只是庙堂还驻扎得有红军，占着盛家大院，骡马粮食都运走了，浮财也都分了。“那院子不成个样子了。”
谭书兰听了也没说什么，把黄老二和他的马匹安顿在医院后院，跟周围的人说是老乡来找人去出诊的—媳妇难产。
第二天是除夕，晚上，政委跟盛代明一起在谭书兰那里喝酒吃饭聊天，上半夜时分，来了一队保卫局的红军士兵，不由分说把政委和盛代明捆绑起来带走了。
谭书兰在静下来的屋子里呆坐了好一阵，匆匆来到后院把黄老二叫醒。谭书兰说：“收拾东西，我们赶紧走。”
医院这种地方从来都是各种消息汇集地，谭书兰早就听说了些风传，不想来得这么快。后来证明她的当机立断是及时的。那个时候已经有人认为她是AB团的外围，只是她在当地影响大，医务工作又是当时革命所急需，再加上保卫局第一批解决的对象主要是有兵权的军官，所以没有马上对她下手。
“我怕要出事。”谭书兰悄悄找到飒飒，叮嘱道：“珪月就交给你了。你和伟业都是普洛大众，不会有啥问题。记到，不要多讲话，埋头做事就是了。当心些……我走了。”
1933年，川陕红军总医院被西北军事委员会所属的保卫局搞出个AB团来。说是反革命集团，严刑逼供，越扯越大，死了不少人。鬼使神差，谭书兰逃过了这一劫。也幸亏保卫局的命令很机密，逮捕行动都是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当时还没有搞到外围的这些人头上来。守城门的卫兵知道的并不那么多，谭书兰告诉当值的班长说老乡家媳妇难产，顺利出了城。黄老二打着火把，二人朝庙堂去。
到庙堂已经麻麻亮。黄老二灭了火把，扶谭书兰下了马，岔开大路到了河边。细心的黄老二早就准备了一身农妇的衣衫。谭书兰换了。
正是冬季枯水季节，巴河露出大片河滩。黄老二牵着马沿着河滩与谭书兰步行穿过白沙滩，绕开庙堂正街。昏暗中依稀见得到庙堂街背后坡上盛家后院的几栋房屋。整个庙堂都在沉睡中，黑压压高高低低的吊脚楼错落在河滩上面，除了偶尔几声狗叫，没有一点声音，死寂的一片。
过了庙堂镇来到南佛山下，谭书兰要去盛家祖坟看看老太太和孔嘉惠的墓。
盛家祖坟前有好几个高大的牌坊，牌坊映衬在麻麻亮的天空下。谭书兰在坟山中找到了盛家老太爷考究的坟墓，在它旁边是老太太的，后面是孔嘉惠的，再过去是盛世钧的拜把子兄弟钟大汉的，后面还有那些庄丁的墓。这些新墓都简陋得很，一看就是匆匆忙忙做下的，墓碑也粗糙。谭书兰摸摸那两个墓碑，就近折了些柏树丫枝分别搁在两个墓碑前。又去看了钟大汉的坟头。退回到坟山前为他们默祷了一阵，转身上路。
几天后，盛世钧在望龙镇见到了谭书兰。细皮嫩肉的谭书兰脸腮冻成了红二团，耳朵和手上长满了冻疮，从头到脚裹在乡下妇人的穿着里，完全没有了平时那样的讲究。见到盛世钧，笑着说：“唉，我是累了，是累了。”
那个夜晚在我的想象中是最令人恐怖的。
被小指粗麻绳勒紧了脖子，手臂被反剪在背后，嘴里塞着麻绳团，拇指粗的麻绳从颈项到脚腕横七竖八地把他捆绑着。“一、二、三”两边的壮年汉子一起用力……
恐怕就是在盛世钧跟谭书兰会面的前后，盛世钧的大公子盛代明—被称为“吴宏同志”的那个人，被秘密处决于通巴。
盛代明就这么死了。盛世钧的大儿子，27岁，1906年生，1933年死。1925年他留学时参加了革命，入了共产党，改名叫吴宏—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意思，死时是红军的高级军官。1933年东来的红军跟当地的川东红军之间产生了磨擦，东来的被称为“东来派”，实力强大，以张国焘为首，本地派几乎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实力。肃反行动、AB团案件很快降临到他们头上，从排长以上到军长，前前后后被杀了数百人，大多是秘密处死。为了节省宝贵的子弹，处死的方式以砍、勒、活埋为主。这些人大多是川东红军的精华。
他死得特别冤枉。盛代明—吴宏当时已经身居要职。他被捕后立刻被隔离，几天后被勒死在巴河边的石滩上。两年后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了川北，盛世钧派人四处找他的尸骨，没找到。
上世纪80年代盛代明被平反，成为革命烈士，得了一张证书。
盛代明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盛家的男人中，除了驼子外，盛代明的弟弟盛代礼去了英国，这张证书就由盛代明的女儿盛珪月保管。2000年春节，驼子死后，盛家在巴渝的亲戚团聚，说起这件的事，盛珪月拿出了这张证书来。我的子侄辈们见到这张创意设计十分特别的东西，问是什么，我给他们解释了半天。末了，一个新大学生很感动，说：“太惨了！”
1975年在巴渝过完春节后，我又赖着呆到大多数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外婆说，“你还是要去哦，不去咋行呢？早点去，早点回。”我这才无可奈何地买票返乡。我母亲生病未能到车站送行。那天是我父亲陪我去的车站。不是我有要人来送行的娇气，我由城市返乡带的东西比从乡里回城时多得多，有好几个大包，一个人根本搬不动—比方送给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们的礼物装了一大包，里面鼓鼓囊囊塞了几只自制的煤油炉。
那个时候工厂里时兴干私活儿，不知怎么煤油炉风行起来，家家户户都在叮叮当当猛敲，把干革命的热情化作改善生活的动力，很快活。那时煤矿工人干革命不干活儿，出的煤太少，凭票也买不到。住在城市里总不能把房子拆了当柴禾吧。人人都搞懂了，光有革命的热情当不了饭吃，大公无私铁面无私之类，已经哄嚇不倒人了。我父亲下放在车间，虽然还戴着“特嫌”（特务嫌疑）和“反动技术权威”两顶吓人的帽子，可工人阶级倒也不嫌弃，管不到那么多，占国家便宜的事，红黑不论，见者有份—这是巴渝人特有的劣根性在起作用。这种巴文化的处世做人的义气，我那些在北京上海武汉无锡常州的叔叔姑姑舅舅姨妈就没享受过。
说起做煤油炉，那是考手艺的。我家对门的男主人是平炉车间的高级技师，老右派，那煤油炉做得，蓝旺旺的火苗子，还省油。我父亲经常跟他切磋技艺。我们家巴渝蓉城盐都无锡常州镇江武汉上海北京的亲戚几乎每家一个这种自制煤油炉，不下二三十个，可能还要多，都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