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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蓉城盐都无锡常州镇江武汉上海北京的亲戚几乎每家一个这种自制煤油炉，不下二三十个，可能还要多，都是出自我父亲的手笔。
第四部分第77节 公社大队
不过，我不清楚那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们需要这玩意儿干吗？乡下的柴禾多的是，煤油是多金贵的东西，他们那点工资烧得起吗？可这种时髦人人特感兴趣，每次回乡都得给他们带一大堆。后来还是驼子一语道破天机—“你老兄傻的，他自家不用，还不知道拿去孝敬县里州里的老爷呀！”
我那几年靠这些煤油炉在乡下确实沾了不少光，头一回招生就有我的名额。煤油炉在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除了煤油炉，另外一大包和一小包东西是各种南方知青下乡生活必需品：固体酱油（乡下没有酱油），猪油，细盐，白糖，路途上填饱肚子的干粮，铝制的仿军用水壶，雨衣，高帮胶鞋，外婆特制的榨菜肉丝（有几公斤，可以吃两三个月不会坏）。这类东西在当时是奢侈品。我后来跟不少下过乡的同学交换过下乡的体会，他们听了直骂娘，说你小子应该再下一回乡。其实我确实是下了两次乡。最后，我还有一大包一年拿回家来洗换的衣服被单大衣蚊帐（当时还没有女友），这一点让很多同情我下乡的亲戚朋友也感到太过分了，说我外婆我妈我爹完全是在培养资产阶级的后代。
那时的长途客车总是很挤，40个座位的车里一定会挤上70多人，我数过，最高可以塞进80来人。好在我们家有亲戚在公交公司，所以我是有靠窗座位的票。这种在山区土石公路上行驶的客车是很颠簸的，在车里站两个白天，那滋味很不好受。直到今天，那里也不通铁路，公路虽然是柏油路面了，但路况依然不好，经常塌方，只是车况好多了，都是豪华卧铺客车了。可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里呆两天也够受的。
我父亲那时四十多岁，到车间下放锻炼后身体比坐牛棚时好多了。我们费力把大包的东西放上了客车顶部的行李架。开车时父亲在车外向我挥手，客车围着转盘转了一圈，我看见他依然站在那里。初春的冷风从地上刮过，车站上到处都有的碎票屑被卷起来飘飘洒洒……他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客车开走。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我父亲有了白头发，也是我身为儿子第一次感受到对父亲的亲情。
上车时跟打仗一样，谁也不会去关注别人。在中午客车打尖的时候，大家都朝公路边小饭馆旁的厕所去，有一个女知青引起了我的注意。现在回想起来是她从头到脚的那种奇异使我不能不注意她。
她无疑是个很漂亮的小个子女孩，头发是散乱的，遮盖着她的脸，偶尔露出她的小眼睛小鼻子。她脸色苍白，有些浮肿，眼圈发青，但这些只是我一眼晃过的地方。她的奇异是在胸前。那件上衣很单薄，几乎就是一件单衣，深色的，紧绷在跟她年轻小巧的脸完全不相称的乳房上，那上面渗着像地图一样白的印渍。后来在车上我看见她偷偷在衣服下面挤压，才明白那是奶渍。她下半身穿着一条石油工人的工装棉裤，没有罩外裤，就那样的裸棉裤，上面压着一条条的线。她脚上是一双大头翻皮皮鞋。我当时也穿着那样的鞋，是体力劳动的工人才有的，很结实很笨重，不怕火星，不怕铁器，非常保温。可这么一个小巧的女孩穿着这样一双男式的大头皮鞋，走路似乎都抬不起脚的样子，也让我同情。
方便过后，大多数没钱吃饭馆的乘客回到充满各种气味但却比较温暖的车内。司机自有下面小饭馆的人办招待。那位女知青也回到座位。她没有人陪伴，不吃东西，也不朝任何人看，埋着头悄悄在衣服下面挤压她的胸部。
我转开目光，打开我父亲给我准备的小包，拿出干粮和水壶吃喝起来。顺便说一句，我们家只要是有人出远门，收拾行李的任务就是我父亲的。他整理的行李完全可以跟宋代大科学家沈括的《外出备要》媲美，事无巨细，没有一点错位的。我的干粮是馒头夹榨菜肉丝，每个二两那种，中间夹着切得很细的肉丝和榨菜，盐、氨基酸、蛋白质都有了。有多少个我照例不会去关心的，因为我知道父亲一定早就计算好了。我不知道父亲会不会还暗自计算了这样一个馒头的卡路里之类—这在他是很平常的事。这样的干粮在当时是很奢侈的东西了。
我再次瞟那个女孩时，她已经把头埋在前面的座椅靠背上，一动不动。我当时很想把小包里的馒头送一个给她—刚过完春节，我肚子里的油水很充足，可我不知怎么对她很怯，怎么都提不起劲来开这个口，直到最后我也没有任何行动。现在想来，是她身上有一股隔绝一切的劲头使任何人都无法向她靠近。在车上她要么闭着眼睛打瞌睡，要么就看着窗外，眼睛永远不对着人聚焦。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你若看某一个人，无论是偷偷地，还是从背后侧面，对方一定是会有所觉察的。更何况那车箱内就我们两个知青—过完春节的知青大多返乡了，我那样看她，她一定有所觉察。可两天的路途中，她就是没有任何反映。我也不敢有任何造次。我觉得她那姿态里除了那一股子绝望劲儿，还有她当年学生时代剩余下来的一股子骄傲劲儿。或者，更微妙一些，是由于我们俩彼此间有一种吸引，因此大家在这样的境遇下反倒小心翼翼，生怕给对方看不起。
她肯定是有了孩子的姑娘。那孩子是她抱回巴渝自己父母家了，还是男朋友的家了？我知道那时要是一个女知青结了婚，招工招生就没有着了，更别说当兵了。那恐怕就得一辈子呆在乡下，脸朝黄土背朝天了。所以除非是万不得已，没有哪个女知青是会在下乡期间结婚的。可她为什么会要了这个孩子？那时未婚堕胎虽然不合法，但也是可以做的。驼子就给我讲过这样的例子，我们公社就有不少。她是为了爱情？不会吧？我那个时候虽然知道得还不多，可已经了解经过唯物主义的教育，我们都不信实这个世界上还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样的东西了。为了招工招生女知青跟人睡觉这样的事时有泄露，没泄露的有多少？
或者，那是她想当母亲的天性，使她不顾一切？她这样，会有多大的麻烦，我想她是知道的。她浑身透出的那种隔绝一切的劲儿，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
直到第二天下午，客车快到我们公社的前一站，她下车了，带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在客车开动的那一瞬间，她抬头，看向车窗内的我—她的眼神里有不屑、怨恨、无奈，就是没有寻求帮助，希望被怜悯的意思。然后她转身向她的方向去。
第四部分第78节 绵延起伏
车开动时，我一直扭着头目送着她的背影。那个很小的拖着大头皮鞋走路的背影四周是麦田、油菜地和冬水田，更远的地方是绵延起伏的山峦，黄黄的土石公路向山峦延伸着。我的眼泪一下子控制不住地涌了出来。
那是我下乡后头一回掉泪。
我掉泪，是因为当时在我那不到二十的人生时段里大概正是容易感伤的时候。这并不等于说我的灵魂受到了震撼，悟出了什么人生真谛—我那时依然是浑浑噩噩，混沌一团的。
记得在那个年岁前后我开始写诗，很真挚也很笨拙，半夜脑袋发烧，勃起，遗精，亢奋，点煤油灯，猛写一通。看很多书，古今中外抓到什么看什么。这方面要感谢我中学同校的几个比我大一些的同学，特别是家在政府机关的同学。记得有一个住在市委机关的同学，他们家后院就是抄家图书的堆积处。翻墙行劫，偷了不少书，大家共享。《红与黑》、《约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笑面人》、《基督山恩仇记》都是那时的战果。特别是《约翰·克里斯多夫》，我们经常把它当语录那样来背诵，开头总是套上“罗曼·罗兰教导我们说……”这样的套路。那样说，很兴奋，有种颠覆性快感。
下乡后有了驼子这样的怪物给了我更多的东西，盛家大院又给了我另外的东西，它们都集聚在那里，等待着。可是奇怪，我从来没有把这些当成什么东西。“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人到中年，我依然有些懵懂。那些沉重，那些深到根底的东西，我对它们的感受依然迷迷蒙蒙，抓不到那种让人心里“啪嗒”一下折了的感觉。
可我又不想太认真。人的东西，不能太认真，一认真，你就被套住了，半天爬不出来。比方你说你爱我。怎么爱？你说：“就这么爱。”那就对了。要是你一二三四五，认起真来，非要说个子曰，道个明白，那你就傻了。
我那时是混沌一团。
我想，这跟我从小生长在巴渝这样很草莽很粗糙很不精细不敏感不真诚不开阔的文化氛围中有关。巴渝数千年前是巴文化的中心。巴人是崇尚鬼神巫术的民族，他们在心灵里和梦境中只敬畏鬼神和在阴间的祖宗，所以在阳间就拼命找乐子拼命挥霍生命：吃喝嫖赌，火锅烟酒，浓茶腊肉，辣椒花椒……一切有刺激的东西都是他们的最爱（这完全和中国北方或江南的人群不大一样）。他们拼命逃离自然的淡泊，逃离个人的约束，逃离灵魂的救赎，因为那地狱离他们太近—就在离巴渝不远的丰都城。他们知道自己不久就会去那里，他们恐惧。他们对现世充满恶念，对社会忿忿不平，对己对人玩世不恭，脾气贼大，出口伤人。我在中国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听到过像巴渝人那么狠毒那么下流肮脏但又十分幽默七弯八拐的骂人话，连有九头鸟之称的邻居湖北人也小巫见大巫—虽说巴文化原本是从他们那里发祥的。有人说巴文化很绮丽浪漫，险峻雄浑，那是打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