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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在编校中夕阳居然西下，灯火给我接续的光。各样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驰去了，身外但有昏黄环绕。我疲劳着，捏着纸烟，在无名的思想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忽而惊觉，身外也还是环绕着昏黄；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
解读
在写作本文之前的二十二天，段祺瑞执政府悍然开枪射杀徒手请愿的爱国青年，制造了震惊海内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目睹了许多爱国青年惨遭杀害，悲愤之情喷薄而出，凝结成一组饱含着爱和惨、血和泪的战斗诗篇。本文也是其中的一篇。在本文中，作者分别从三个不同侧面，刻画了一代青年“粗暴”的灵魂，将自己的诚挚敬意，献给了他们。
首先，作者直抒胸臆，以高昂的调子，欢快的旋律，为青年“粗暴”的灵魂谱写了一曲令人振奋的抒情赞歌。
其次，作者紧扣《野草》、《沉钟》这两个青年创办的刊物，侃侃议论，进一步赞美了青年“粗暴”的魂灵。
再次，作者还运用了引物托喻、寓情于物的烘托手法，展示了青年“粗暴”魂灵的美，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深切的爱和真诚的敬意。
本文着力描叙了“‘死’的袭来”和“‘生’的存在”两个侧面。他为那些敢于斗争、“被风沙打击行粗暴”的青年魂灵作了热情洋溢的赞美；对于比沙漠还要“混沌”“阴沉”和“离奇变幻”的黑暗社会作了无情的揭露。面对茫茫黑夜般的旧社会，作者“忽儿惊觉”，意识到战斗道路的漫长；而青年的觉醒，又鼓舞他继续抗击。
——吉明学《读〈一觉〉》
第三部分《朝花夕拾》小引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
解读
本篇最新发表于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５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置于卷首，与作者在《莽原》上刊载的回忆散文《旧事重提》结集，改题《朝花夕拾》，作为“未名新集”之一种，由北京未名社１９２８年９月出版。１９３２年９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书题之“朝花”是这些散文记述的对象，“夕拾”是指记述者主体的写作时间与方式。在这一“朝”一“夕”之间，已经相隔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因而这些散文表现了与“带露折花”不同的艺术情调，其间有对故土因缘和精神家园的反思，包含民间传说、民俗表演、自然情趣和人间新情；又有对自己早年人生道路的重审，包括家庭破落，以及在异地异邦求学交友。时间的距离使作者谈论着另一个“我”，阅历升华着感受，理性浸淫于感情，使文风显得厉练、深邃，往事今感交织，于挥洒从容处显得感慨多端。
——杨义《鲁迅作品精华》
第三部分狗·猫·鼠（1）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Ｄｒ．Ｏ．Ｄｈｎｈａｒｄｔ）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见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Ｐ．Ｂｒｕｅｇｅｌｄ．）的一张铜版画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ｅｄｅｒＷｏｌｌｕｓｔ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Ｓ．Ｆｒｅｕｄ）提倡了精神分析说——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