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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俘敌470名，余敌纷纷向后撤退。事后，沈泽民书记告诉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不久，部队撤出七里坪，向皖西转移，军部又传下一道错误命令，为改善部队生活，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徐海东接到命令后十分生气，他告诉手下不要执行这个错误命令，群众的牛不能杀。徐海东说我们红军是工农武装，应该为群众着想。牛是农民的命根子，杀了人家的牛，就等于杀了他全家。一路上，徐海东带领的部队忍饥挨饿，不犯群众秋毫。他们跟在军部后面，还将丢在地上的牛皮、牛骨头处理好，尽量避免在群众中造成坏的影响。省委书记沈泽民得知这些情况后，含着眼泪对他说：“海东同志，要都有像你这样的党性，红25军一路上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
1932年10月，红25军在由皖西向鄂东转移途中被敌军切断，徐海东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只得率74师一部折回皖西，与皖西的82师组成红28军，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这段时期，在敌重兵包围和“追剿”中，徐海东不与敌人打消耗战，不硬拼，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并夺取敌人物资，壮大自己的队伍，使部队吃饱穿暖，弹药充足。在他的正确领导下，红28军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第一仗是在石门口与敌独立第34旅遭遇，将敌击溃，歼敌先头部队一个团，俘敌千余人；第二仗是在狗鸡岭、双河山之间，歼敌第45
师一个多团，仅当场释放的俘虏就达800多人；第三仗是在金家寨附近，打垮了敌独立第5旅，歼敌两个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仗，是在葛藤山附近，与敌54师对垒。当部队刚刚布置完毕，敌54师第161旅就猛扑上来。徐海东先以两个营向一座山头佯动，以迷惑和调动敌人，随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其余兵力又隐蔽后撤。当敌军蜂拥向那座山头进攻时，他却集中兵力从敌人侧后猛插一刀，只用一个多小时便将该旅大部歼灭，活捉敌代理旅长柳树春。当毕业于保定军校的柳树春见到徐海东时，不禁惶恐地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用手指了指屋外重峦叠嶂的山峰，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没进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这时，内部又有人给徐海东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不打击敌人，专在熊家河练兵”等一大堆帽子，徐海东极为恼怒，但仍然继续坚持在皖西开展斗争。
1934年4月，徐海东领导的红28军与吴焕先领导的红25军会师，合编为红25军，徐海东任军长并被增补为省委委员，吴焕先任政委。通过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徐海东改变了过去的打法，采取更加灵活的战略战术，运用声东击西、长途奔袭、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并摸索出“在苏区、白区轮流作战”的经验，打了许多出色的胜仗。他指挥部队曾远程奔袭敌54师的后方基地罗田县城，奇袭过太湖城，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银元；他们还在灵隐寺同敌军激战两昼夜，挫败敌军三个师的追击；在长岭岗战斗中，仅用三个小时就歼敌3000人，缴获各种枪支800多支，敌115师师长姚东藩因此被撤职，这支自命不凡的东北军头一次尝到了“徐老虎”的厉害。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斛山寨附近，当时敌107师和117师的四个团、64师的三个团、65师的三个团跟踪追击，从东、南两面发动袭击，将我军一个团包围，另一个团也被敌人压制在宋家坳的一片洼地里。敌“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在战场上空督战，并命令飞机狂轰滥炸，红25军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敌人连续不断地向徐海东所在的制高点攻击，但遭到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当敌人第七次发动进攻时，徐海东采用迂回战术，率领一个团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后背，使敌人阵脚大乱。激战到黄昏，红军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从被包围转为三面包围敌人，最后将一个师的敌人彻底打垮，敌人损兵折将4千余人，全线溃退。此战，红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为争取东北军抗日，当场释放了全部俘虏。从此以后，省委认识到自七里坪战斗以来走了不少弯路，徐海东的意见也越来越被重视，部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转败为胜，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25军两千多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大别山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走上漫漫长征路。到了鄂东，徐海东听说中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在中央根据地当过师长，便建议程子华任军长，自己降职改任副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徐海东的意见。经过两个月的行军，跋涉6000余里，红25军进入陕南。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身负重伤，徐海东头部中弹，昏迷不醒达四天之久。不久，葛牌镇战斗又打响了，徐海东伤势很重，躺在床上。当他听说部队打得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他立即让四个人扶着爬到山上的军指挥部协同指挥部队，使战场形势有了转机，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加两个营。在此期间，徐海东与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采取“先疲后打”的对敌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使红25军从出发时的两千余人发展到3200多人。7月中旬，红25军越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当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挥师北上的消息后，徐海东欣喜之极。在鄂豫陕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徐海东建议道：“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中，即使我们这3千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于是，省委决定，红25军立即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北上。第二天，部队便在“迎接党中央！迎接第一、第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了。徐海东率前卫团开路，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攻占秦安、威逼静宁，占领隆德，翻越六盘山。不幸的是，在随后的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含着眼泪亲自为吴焕先擦净身体，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然后继续率领部队前进，发誓要把红25军带到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部队在西南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然而却一无所获。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包抄过来，欲置红25军于死地。徐海东身兼数职，全部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带领部队涉过泾水，翻过人烟稀少的绍山，忍饥挨饿，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边界。1935年9月7日，省委扩大会议在豹子川召开，会上正式决定由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9月15日，红25军部队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在永坪镇，红25军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不久，在同事们的关心下，他与周东屏结婚。周东屏是红25军中仅有的七个女战士之一。同年10月，徐海东率部取得崂山、榆林桥两次战斗的胜利。他非常注意和刘志丹处理好关系，注意同陕北红军搞好团结。在军事上则采取“围城打援”、“诱敌深入”的战法，使我军伤亡很小，取得的战果却不小。仅崂山一战就全歼东北军110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3千余人。
1935年11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徐海东看后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他一仗，作为见面礼！”随即，他率部南下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就派人告诉他，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军团部。他立即策马飞奔往回赶，一百三十五里路，仅用三个多小时就赶到了，见到日夜思念的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开口只一句“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竟使徐海东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一直孤军奋战，由于没有电台，听
不到中央的声音，得不到中央指示，就像与亲人失散的游子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好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也来了！当徐海东带着毛主席送给他的电台返回前线时，他心里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温暖，只觉得浑身都是力量。自从刘志丹的问题得到正确解决以后，徐海东心里还惦记着另外300多名将士被冤枉对待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特别是那些仍然受冤枉同志的情况。毛泽东当即问：“你看他们像不像反革命？”徐海东坚定地说：“不像！”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不像就全部释放！”当徐东海将300多名受冤枉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宣布释放命令说“我奉毛主席的命令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啦”的时候，顿时大家声泪俱下，有的放声大哭，有的低声抽泣。他们由衷地感谢徐海东首长给了他们绝处逢生的机会，从此意气风发地走上工作岗位，投入了新的战斗。1935年11月，徐海东率部会同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决定将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1月31日，中央军委在延川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作出了东渡黄河，打倒阎锡山反动统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开通抗日前进道路的决定。延川会议后，徐海东奉命率红15军团秘密开到黄河西岸，驻扎在延长以西的沙滩坪、郑庄地区，悄悄地进行东渡黄河的准备。徐海东则带着一路人马化装成老百姓，踏着积雪，沿黄河西岸察看地形，直到把渡河地点、河东岸敌人兵力部署、工事构筑和我军行进道路都调查清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