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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红军先遣队突袭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一举攻占了对岸渡口。虽然打开了通道，但部队却只有一只木船缓缓过河，而身后敌兵将至，大家都心急如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即与刘、聂、罗商定，兵分两路：右路由刘、聂、罗率领，过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左路为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两路夹河而上，直取泸定。
刘、聂、罗从安顺场渡河后，率部在河东沿途击溃敌四川刘文辉部的阻击，直逼沪定城。而王开湘率领的左路前卫部队则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奔袭沪定城。左右两路军隔河而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王开湘、刘伯承左右两路军双方都无法知晓对方的进展。所以当刘伯承率领的右路军在夜色中逼近沪定城下时，已先一步攻占沪定城的王开湘所率的左路军便以为是敌人反攻，而向城下开火，城下的右路军则准备攻城。两军对垒，情况十分危急。罗瑞卿立即赶到刘伯承身边，一边注视四周的情况，一边提醒刘伯承注意安全，当他们接近城下时，屏息静听，城上说话的竟是地道的江西老表方言，再一听谈话的内容，才知道城楼上原来是红军，他俩不禁相视而笑，并冲着城楼上的人喊道：“你们是江西的同志吗？你们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告诉你们王开湘团长、杨政委，叫他们派人来接我们。”枪声霎时沉寂，代之以两路军战士欢呼胜利的阵阵回音。
1935年5月，红军长征到达会理。罗瑞卿因患感冒数日，体弱乏力，在警卫员的劝说下，他才骑马行军。当他看到一个战士手拄木棍艰难前行时，他不听警卫员劝阻，硬是把马让给这位小战士，并风趣地说：“我走走路出点汗，也许会好得更快呢！”又一次，部队行军到金沙江一带，警卫员小龙的脚被树刺划破了又感染溃烂。罗瑞卿发现后，不容分说，再一次把马让给警卫员小龙，还亲自用盐水给小龙洗伤口。
1935年8月下旬，红军第一方面军组成的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茫茫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休整后，准备北上。但此时，张国焘却提出与中央北上方针相对抗的南下计划，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
此时，中央决定：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连夜召集保卫局会议，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定。他说：“我们要坚决跟中央北上。有的人不同意北上，这是错误的！我们要跟着中央走，跟着毛主席走，别人的话我们不要听。”他针对有人企图挑动红军打红军的阴谋，严厉告诫大家：“我们是中央红军，要顾全大局，不许乱来；即使避免不了，也要听中央、听军团部的指挥，绝不允许自行其事。”由于当时中央还没有公开张国焘的问题，罗瑞卿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会上讲这些话时没点名。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揭露了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这时，罗瑞卿才在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时点名，告诉大家：“张国焘和党中央、毛主席闹翻了，他要搞分裂，要南下，带了一部分人到西康去了。”罗瑞卿斩钉截铁地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要跟着党中央，坚决北上。”
培养率军人才 驰骋抗日前线
1937年，延安成为全国的抗日救亡中心，吸引了大批进步知识青年。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障碍，纷纷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
为了解决学员校舍拥挤问题，10月下旬，教育长罗瑞卿带领1000多名教职学员自己动手，奋战十几天，挖建了100多孔新窑洞。“抗大”举行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时，党中央特地送来毛主席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横匾以示祝贺。毛主席还在给“抗大”师生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所谓普通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了促进两党所领导的军队合作抗日，193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写一本介绍我军政治工作经验的书，以影响和帮助当时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
按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将“抗大”的工作暂时搁置一旁，住进凤凰山的一间窑洞里集中精力著书。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辛勤的写作，一部20万字的系统介绍和总结红军政治工作
经验的书稿终于按毛泽东规定的期限完成了。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亲笔题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书名，并批给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此书因国民党的猜忌，虽然没能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流传，但它反映了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军队走向进步的满腔热情，促进了全国抗日斗争。这本书，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
1939年夏，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罗瑞卿奉命率领由“抗大”和“陕北公学”等校整编而成的八路军第5纵队迁移到晋东南办学。
第5纵队经过“小长征”抵达晋察冀边区陈庄休整之际，迎来了1940年元旦。这时，“抗大”第五期十三个连队的毕业学员即将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部队工作。学校为此举行欢送大会，罗瑞卿陪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等出席了大会。
贺龙首先讲话：“今年元旦双喜临门，一是庆祝陈庄战斗大捷，二是欢迎‘抗大’从延安来。‘抗大’的干部好哇！部队缺干部，欢迎你们到我们部队去，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聂荣臻、吕正操也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罗瑞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刚才，贺师长和聂、吕司令员都讲了，他们很需要干部，很欢迎你们去，你们去不去？”“去！”学员齐声回答。罗瑞卿针对部分学员因工作需要留校工作闷闷不乐的情况，话锋一转：“我举双手赞成你们去。但除了去的同志，我们的工作还需要留下一部分同志，我们要到新的地方去完成新的任务。我们‘抗大’的干部，就像生蛋的母鸡一样，我们要培养更多更好的干部，这就需要把母鸡留下，没有母鸡，就不能再下蛋再孵小鸡了。大家说对不对呀？”罗瑞卿形象有趣的比喻，使留下来的学员齐声回答说：“对！”欢送会后，出现走的人高兴，留的人愉快的动人场面。
1940年8月，百团大战开始之际，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刚上任，他就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决定，组织全军巡视团，以帮助一些新组建的部队进行整顿。巡视团的100多名优秀军政干部，其中多数是罗瑞卿从“抗大”选调来的。罗瑞卿在为巡视团送行时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整顿连队和培训连队干部，而整顿连队首先是整顿连队党支部，使党支部真正成为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胜利完成百团大战的任务。”他要求巡视团不要当“钦差大臣”，要把“抗大”的作风带到部队，既做政治工作的模范，也要作战斗中的模范。
按照罗瑞卿的指示，巡视团深入冀西、冀南、冀鲁豫等军区的连队，一面参加百团大战，一面帮助连队工作，先后共培训了五期约1500名连队干部，对部队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日军数万人，兵分七路，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实施“铁壁合围”。在八路军129师一部的掩护下，彭德怀突出了重围，但副参谋长左权不幸牺牲，而罗瑞卿和供给部长杨立三带领的总部机关仍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周旋。
为了不使大部队行动成为敌人追击的目标，罗瑞卿命令大家化整为零，组成战斗小组突围。由于有些机关干部缺乏战斗经验，在敌人的追堵下，又逐渐靠拢在一起。罗瑞卿率领越聚越多的人翻山越岭，但仍未找到突围出去的路径，而敌人在飞机的指引下越追越近，情况十分危急。罗瑞卿立即召集有关领导同志再次研究突围的办法，鲁艺校长陈铁饼说：“敌人已压到我们鼻子底下了，我们同生共死，和他们拼了！”他的话，引起许多人的响应。罗瑞卿看着身边多数人赤手空拳，激动地说：“同志们啦，我们同生共死，不等于同归于尽，分散突围，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我们一定要突围出去！”罗瑞卿把大家分散成各游击小组，还组织了收容队。这一举措，终于撕开了日军的包围圈，除少数同志外，大多数同志都突出敌人重围，返回八路军总部驻地，粉碎了日军“铁壁合围”的计划。
毛泽东指挥的八年抗战，艰苦卓绝，驰骋抗日战场的罗瑞卿演绎了一个个惊险动人的战斗故事。
投身解放战争 埋葬蒋家王朝
1946年初，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罗瑞卿受中央委派，作为中共方面的参谋长到北平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军调部赴任。
在这种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罗瑞卿与国民党及美方的代表针锋相对，唇枪舌战，长了我方的志气，灭了敌方的威风。毛泽东知道后，称赞罗瑞卿顶得好：“他们这些人从来就不讲理，就是要和他们针锋相对。”
1947年春，晋察冀野战军为扭转华北战场的被动局面，决定转入反攻。但部队受张家口撤退的影响，士气有些低落，在阜平县研究实施正太战役的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反对打正太战役，理由是怕丢掉阜平县；另一种意见是哪怕丢掉阜平县也要打，理由是切断正太路，使石家庄成为陆上孤岛，为下一步夺取石家庄作准备。
罗瑞卿在会上态度鲜明，坚决支持后者。他说：“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这个方针非常正确。我们不要怕打破坛坛罐罐，阜县虽很重要，然而需要丢还得丢，甩掉了包袱，我们好打仗嘛！我们晋察冀就缺几个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