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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一般而言，一位知识分子投笔从戎，身上或多或少带有一些“酸气”，而陈毅，却没有
这些“酸气”，将经历的苦难、艰辛转化为一行行诗句。他与恶劣的大自然，与黑暗的社会顽强地搏斗着，他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他用生命和鲜血谱写济世救民的宏愿，他用艰辛和汗水铸成了他诗的精魂。他的诗中透出坚强不屈的毅力，有着他对光明的渴盼，有着他战胜困难的决心。他写道：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艰难的战争环境成为他冶炼灵魂的熔炉，愈艰难，愈能显见一个人的思想和灵魂。三年游击战争，面对敌人的“刀尖”，他没有退缩，他在莽丛中躲过死亡。在他认为行之将死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千千万万生活在黑暗社会的人民，而是为这些未解放的人去继续奋斗：“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自古道“国家不兴诗家兴”，这句话告诉我们的不是以国家的衰亡来换取对诗人的培养，而是说诗人对苦难家园的倾心关注。陈毅身处乱世，他强烈地关注着国家、民族的现在和未来。身处逆境，却不因为环境的恶劣而动摇自己的意志。他有着对美好未来的畅想：“严冬过尽绽春蕾”。
陈毅是多情的。痛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他饱受艰辛和灾难，但这些在他诗歌中却以浪漫、梦幻的笔触表达出来，他以苦为乐，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革命的豪情，对光明的前途憧憬，尽写诗中、词中。苦难多彩的生活经历，温柔敦厚的热情，幻化成一个儒雅清丽的将军形象浮现在许多人的心目中。
他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元帅。
他戎马一生，战功卓著，为革命功不可没。在巴黎，他参与学生运动，被押解回国，是他参加革命的起点。“八一”南昌起义，他追赶上革命队伍，和朱德一起率起义军走上井冈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他率军参与了五次反围剿，运筹帷幄，一次次灵活机动地打击了敌人，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为红军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红军长征，他因伤留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在敌人心脏里闹革命，这无疑是很危险的，也是很艰难的，陈毅不仅坚持下来，而且还使南方的游击战争开展得有声有色，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游击队，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下了一块硕大的基石。抗战时期，他领导的南方游击队组建成新四军，一方面，他率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另一方面，他机智地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一起起反共摩擦事件。解放战争中，他率华东野战军连续取得宿北、鲁南、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慨，率军全歼敌王牌军74师，继而挥师参加淮海战役，从山东一直打到江南，攻下南京、上海，解放了华东大片国土。他转战千里，尽心竭力地为革命奉献着他的才智和勇气。解放后，他又积极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为上海的稳定和繁荣，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之一。他是一位举世瞩目的外交家。
新建立的中国，广大人民获得了新生，中国不再受到列强的欺凌，但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极其低下，为扭转这种状况，陈毅配合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外交工作。丰富的阅历和知识，在外交谈判中的凌厉的作风，使他成为世界瞩目的杰出的外交家。他为中国与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往来，为中国在国际上得到承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他颇具诗人才气的外交风范，他深谋远虑的外交思想，至今仍是我国对外交往的楷模。陈毅，诗一样的名字。其实正是因为他具有诗一般的气质，所以他也具有天真的一面。他没有想到他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殉葬者。然而事实上，文革的灾难却降临到这个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头上，他在忧郁中逝世，是我国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
陈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杰出领导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忠于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奉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伟绩将彪炳千秋。
（一）
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他出生时正逢祖父去世，全家披麻戴孝，所以便唤他“孝生”。后来父亲按家族谱序，给他取学名刘明昭，字伯承。刘伯承祖上靠开荒种地和打铁为生，生活非常贫困，到了祖父刘正富时生活才稍有好转。5岁时，刘伯承被送往私塾求学，成绩优异。可在他14岁时，父亲便病逝了，他被迫辍学，种田割草，挑
煤织席，以他稚嫩的双肩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然而全家仍要靠借债度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潮此起彼伏。刘伯承毅然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学生军。曾有人劝他经商发财，他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理应仗剑拯民于水火，岂能只顾一身之富贵，缠恋于家中老小？”1921年，刘伯承满怀壮志考入重庆将校学堂，年底，即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提前毕业，被分配到熊克武的四川陆军第5师，第二年以排长身分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战斗。由于缺乏经验，这次战斗失败了。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刘伯承坦率地说：“当时我有勇无谋，这一仗没有打好。”刘伯承并不是天生的军事家，他天才般的指挥艺术和赫赫战功都是经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和一次次实战拼打摸索出来的。1913年，刘伯承参加了熊克武等发动的四川讨袁战争，因表现突出在火线上升任连长。
1916年刘伯承回到四川，与王伯常、康云程等组织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并担任军事指挥。在攻打丰都的战役中，刘伯承身负重伤，失去了右眼。他来到重庆治疗眼伤，在三个多小时割除腐肉、理顺血管的手术中，刘伯承拒用麻药，医生一刀一刀割着，刘伯承端坐在椅子上，满头大汗，一声不吭，连一向傲慢的德国医生都佩服地说：“了不起，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还连连赞叹“你真是军神！”不久，刘伯承担任了熊克武所部的第9旅参谋长。袁世凯死后，四川政局处在军阀混战中，刘伯承率众讨伐北洋军阀，打了不少胜仗。他严谨大胆的军事谋略，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使他的名声在四川广泛传播。他的部队常使敌军闻风丧胆，溃不成军。有人说刘伯承是天上的一条龙下凡，有人说他是刘伯温再世。
1926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26年，杨公、刘伯承、朱德等人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中共四川地委军事委员会，组织领导了沪顺起义。沪顺起义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武装暴动，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27年刘伯承担任参谋长，和周恩来、贺龙等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刘伯承赴苏联留学，三年后归国，先后担任中共长江局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军委编译科科长、中央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等。1932年，中央军委成立总参谋部，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参与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成为蒋介石的“最大的耻辱”。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对红军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击。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来到了中央根据地。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站在一起，完全不考虑中国实际，使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刘伯承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4年5月的一天，刘伯承严肃地对李德说：“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李德听了，恼羞成怒，大发脾气，还嘲笑刘伯承：“你连一个参谋的水平都不如，亏你还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因此被撤消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被贬到红5军团任参谋长。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损失惨重，被迫开始了战略大转移。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刘伯承所在的红5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蒋介石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妄想消灭红军，而红军将士则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忍受着疲惫、风雨，拖着沉重的行李辎重，去面对异常严峻的敌情。负责殿后的红5军团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尽管敌军前堵后追，刘伯承总能在处境危恶的时候沉着地指挥官兵作战，化险为夷，保卫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1934年12月14日，黎平会议作出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设想，并调刘伯承任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指挥，创造性地用竹排架设浮桥，使全部红军顺利飞跃乌江天险，并迅速攻克猪场、团溪，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智取遵义，强夺娄山关。刘伯承率部靠智谋夺取遵义，大快人心，使红军战士看到了希望，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遵义会议以后，刘伯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和组织了红军四渡赤水的战役。每次渡河架桥，刘伯承都亲自拄着拐杖，指挥工兵架桥、护桥。四渡赤水后，红军开始进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入川。金沙江水深江阔，水流湍急，敌军飞机天天在江面上低飞侦察，局势非常严峻。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渡江的红1军团和红3军团都因江阔水急，渡江未能成功，皎平渡成了红军唯一的生路。刘伯承率部昼夜兼程，来到皎平渡附近的一个村子，很快缴获了两艘木船，并且出其不意全歼国民党一个连和保安队，完全控制了皎平渡。接着，刘伯承亲自视察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