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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母亲贺氏善良宽厚，外柔内刚。父亲罗国理较为守旧，经营一间“永隆号”杂货铺。罗荣桓8岁入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鲁颂·泮水》中“桓桓于征，狄彼东南”中威武之意，为其改名为罗荣桓。
1919年，罗荣桓入长沙协均中学读书。1924年入青岛大学读书，受“五四”运动影响曾参加“五卅”反帝爱国活动。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他亲眼看到东洋人在樱花节旁若无人的狂欢，日本军舰在胶州湾肆意游弋，想起了“五卅”运动中烈士流的鲜血，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救国救民做出一番大事业。由于他学的是工科，了解我国的工业落后问题，因此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要振兴工业。接着，他和同学们兴办了“三民实业社”，开始了他第一次救国救民的尝试。然而，在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工业都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压迫的情况下，这几个学生仅仅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办起来的一个手工作坊，怎么能和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相竞争呢？不到一年，这个实业社就因维持不下去而夭折。
1926年秋，他从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回乡后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1927年夏天，罗荣桓考入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理学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7、8月间，他遵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到湖北南部的通城、崇阳一带发动农民暴动。8月20日，罗荣桓参与领导了通城起义，任通城和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随即率部队至江西修水，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旋即带领百余人到湖南参加秋收起义。起义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向罗宵山脉进军。途中，毛泽东在三湾村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缩编为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罗荣桓仍为特务连党代表。
毛泽东和罗荣桓等党代表在水口、大汾等地发展了我党第一批士兵党员，有了这批党员，“支部建在连上”才开始真正落到了实处。此后，罗荣桓便跟随毛泽东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上井冈山后，罗荣桓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营党代表，积极发展士兵党员，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在工作中，他坚持了一条行动原则：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他必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战斗时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中对战士们十分关心，因此深受战士们的喜爱。
1929年11月，毛泽东集合了罗荣桓在内的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召开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积极反映部队的情况。他讲述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并举例说：第9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凶狠，士兵就送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事例很典型，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详细将此事记录下来，后来将反对军阀作风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
12月，部队开拔进驻古田，罗荣桓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28日，古田会议召开，通过了这个决议草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会上，毛泽东和罗荣桓等11人被选为红4军军委委员。罗荣桓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会后的一天，在古田乡间小道上，积雪未化，素裹银妆。毛泽东和秘书冯文彬一起散步，罗荣桓从一旁经过。他望见毛泽东，连忙行军礼并致问候，而后又匆匆而去。毛泽东驻足伫立，望着这位沉稳踏实的红军干部的背影，点燃一支烟，深沉地对冯文彬说道：“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感叹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毛泽东改组了红4军第2纵队领导机构，罗荣桓被提升为第2纵队政委，担负起新的重任。
1930年初，罗荣桓担任红4军第2纵队政委后，与纵队长曾士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结合部队实际，认真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使这个纵队迅速进步成长，成为红4军的主力之一。
1930年端午节前，正在红4军第2纵队任政委的罗荣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红4军军委书记和政委。这个新任命，正是毛泽东的提议。当时，红4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个性太强，谁和他在一起都很难共事。红4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就反复考虑4军政委的人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必须选一位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同志去担任。最后选定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罗荣桓到红4军军部后，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很快就解决了部队中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较差的问题，使红4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
1930年12月中旬，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12月下旬的一天，红4军在钓峰河滩上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利条件。他讲完话后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斗志，使前不久在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为之一扫而光。动员大会后，红4军立即投入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1年，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林彪和罗荣桓率红4军打开莲塘和良村后，又奉命率部转向东面去攻打驻黄陂的国民党军毛炳文师。由于时间紧迫，良村战斗刚刚结束，红4军主力部队火速向黄陂赶去，在良村只留下了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不料在我红4军主力离开良村不久，敌19路军紧追了上来，在良村打扫战场的我军机关人员来不及疏散，一些伤员被敌人抓走了。罗荣桓在行军途中听到消息，十分悲伤。他觉得，丢掉一些俘虏和枪支固然可惜，而丢掉在战斗中拼命杀敌流了血的伤员
则不可饶恕，因此不能原谅自己。在黄陂消灭了毛文炳师的四个团以后，红军进行休整。此间，罗荣桓等同志在城冈召开了红4军军委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罗荣桓深刻检讨了在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自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会后，中央局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免除了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职务，而让林彪接任了这一职务。罗荣桓对于中央局这一过重的处分，一点也没有计较，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1932年3月，罗荣桓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扩大红军队伍。
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罗荣桓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1934年1月，罗荣桓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9月，任新编组的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王明、李德等领导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失利，红军不得不开始艰难的战略大转移——万里长征。10月，罗荣桓率部参加长征。
长征途中，罗荣桓每到一处便给战士们打气，鼓励大家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北上抗日，一定要勒紧裤带，坚持下去。险恶的环境，漫长的征途再加上并不顺利的境遇，这一切都没有动摇罗荣桓的革命意志，他始终保持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终于率部顺利走完了漫漫长征路，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6月，罗荣桓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委。1937年1月，罗荣桓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又调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这时罗荣桓已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和林彪、聂荣臻一道，率部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取得著名的平型关大捷。9月，他率师政治部和少量部队，在山西、河北交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罗荣桓奉命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并对驻当地的新军决死第2纵队进行帮助，一同开辟晋西南根据地。不久，他赴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队后任第115师政委。
1939年3月初，罗荣桓与代师长陈光率第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指挥樊坝、梁山、白彦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率领的第115师部队，与由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民主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
1941年8月，罗荣桓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1月初，侵华日军山东驻军司令土桥一次中将纠集了日军三个师团、四个旅团，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党政中枢领导机关，摧毁我沂蒙地区抗日根据地。
在留田东南牛家沟，罗荣桓主持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