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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保全起来，在这种保全的状态下，可能会有两个结果。一种结果，就是通过企业的重整、再建，使这个企业恢复生机，起死回生，这就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普遍采用的重整程序。第二种情况，这个企业可能无法挽救，但是由于及时地保全了财产，那么就使债权人能够得到在目前情况下最大限度的清偿，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尽可能多的实现。无论是哪一种结果，对社会经济都是有利的。我们讲为什么需要破产法，我想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问题，我讲一讲国际上破产法改革的基本情况。那么可以说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以美国1978年《破产改革法》，也就是美国现在的《破产法典》为起点，在国际上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破产法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的高潮，就是在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西方的发达国家，纷纷制定新的破产法，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已经有了新的破产法，或者是修改以后的有关破产的法律的篇章。目前，日本和台湾，可能稍微晚一点，但是也抓紧在做。
总的来讲，在破产法改革运动中，有三大主题。第一大主题就是企业拯救，代表性的成果就是1978年美国破产改革法，也就是美国现行破产法典的第十一章，那么这个重整程序，它的基本理论依据，最重要的一个理论依据，就是所谓〃营运价值理论〃。通常，就是在企业破产的时候，它的价值都会有相当程度的流失，因为它大量的无形资产是不可以变现的，很难变现的，而现代的企业，都含有一定程度，甚至是相当程度的无形资产。另外，有形资产变现过程当中，也会有价值流失。所以，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企业当它在破产的时候进行的资产评估，比如说是一个亿的话，那么可能最后资产在清算过程当中变现，如果能变出五千万，那就已经相当不错了。通常，都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况且企业还有很多价值，它是不计入它的资产表的，比如它的市场的声誉、知名度，它的关系，它的内部的组织，员工的士气，它的专业化的技术队伍，如果这个厂子一垮了，这个技术队伍就解散了，你要再重新组织起这么一个技术队伍，也是需要成本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拯救企业是拯救它的营运价值，使债权人得到一个比清算更高的回报，不叫回报，我们叫清偿，更高的清偿，应该是这么一个理念。
所以，美国破产法十一章，美国法学家总结出来一个规律，它叫做liquidationtest，就是〃清算检验法〃。就是在这个破产程序当中，债权人的最大利益以什么来衡量的呢，是以在清算情况下，它所能得到的清偿来衡量的。所以如果拯救企业的结果，债权人得到了清偿，高于在清算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清偿的话，应该说这个拯救就是有意义的。
那么，重整程序主要的要点，可以说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营业保护，因为要让企业作为一匹活马继续生存下来，这是企业能够拯救的基本前提，所以要保护它的营业，使营业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能够向债权人和新的投资者展现出它未来的前景。然后，重整程序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就叫做〃重整计划〃，这个时候就是要围绕企业将来怎么能拯救，要开展谈判。重整计划实际上是一个多方的协商机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上的程序安排，使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债权人、债务人，甚至还有新的投资者，他们一起来为拯救这个企业，以及对债务清偿的重新安排，来进行谈判，做出很多交易性的安排，最后通过重整计划的实施，使企业能够起死回生。
国际上破产法改革的还有两个主题，一个就是消费者破产。这个问题在我们这儿，目前还不突出。消费者破产的主要目的是使消费者从消费信贷导致的沉重债务负担之下，能够解放出来，它是保护消费者的，在很多国家消费信贷过于膨胀，使很多居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那么当他们失业，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在这种沉重的债务负担之下，生活陷入困境。通过这种法律的程序，使他们能够在划出一部分财产归他自己使用的情况下，剩下的现有财产，把这些所有的债务了结掉，使他们能解脱出来。主要意义在这个地方。
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个跟全球化有关的问题，跨境破产，cross…borderinsolvency，跨境破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是比较迫切的一个问题了，比如说我们这些年也发生了，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跨境破产问题，一个香港公司破产了，然后到内地来收它的财产，以及内地的公司要到香港去收财产。跨境破产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于债务人破产的情况下，债务人的财产又位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怎么来实现一破产一程序，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到一个程序里边，把所有的债权请求都放在一个程序里边，来实现公平的清偿，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1997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制定了一个《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目前这个示范法已经被许多国家所采用。我们的新破产法在第八条里边，已经采用了比较接近这个国际上趋势的一个原则，我们作出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就是承认境外发生的破产程序，可以对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财产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执行，然后规定了几个例外条件，主要是按照对等原则、公共秩序保留这么些原则，规定了一些例外条件。
大体上国际破产法改革就是这三大主题。
王卫国：第三个问题，我们现行破产法的现状。我们可以归结为两条，第一条就是立法不统一。立法不统一的突出表现，就是现有的企业破产法只能适用于国有企业，那么剩下的就是非国有的企业法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到目前为止，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才能适用破产程序，在此之外，非法人的企业，比如说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它们没有可适用的破产法，而这一部分非法人的企业，占了所有的注册企业的将近一半，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半的企业，是不适用破产法的。这就给我们的企业将来走向世界造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我们的企业是不是属于市场经济主体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是有保留的，它们现在是采取个案审查的办法。比如说在反倾销的时候，对你这个企业提供的成本是否采信，是否作为衡量你构成反倾销的依据，在这个问题上，他首先要看你这个企业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主体，如果不认为你是市场经济主体，他就要采用第三国标准，比如说中国的彩电反倾销在欧洲，它就采用的是新加坡的成本标准，很显然，新加坡彩电行业的成本比我们高，所以我们的企业很轻而易举地就被认定为倾销。那么现在他们认定中国的企业是否构成市场主体，有五条标准，其中有一条，就是有没有可适用的财产法和破产法。再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破产法是不是被有效地实施了，这又是一个问题。法律不统一，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实施不规范，因此现在很难讲中国的破产法是被有效地实施。
在企业破产法刚实施的前几年，企业破产的数量很少，每年只有几十件、上百件，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很多企业现在发现破产是一个逃避债务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很多地方政府也支持企业干这个。企业逃债的结果，是把这些损失转嫁给了银行，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就是增加了潜在的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整个秩序，甚至说整个文化氛围都被改变了。所以我现在把它总结为，中国经济叫做一种逃债经济，三句话是〃欠债有理，赖债有利，逃债有功〃。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可能实现一个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你怎么来建立市场的信用？而我们都知道，没有信用的市场一定是一个低效率的市场。
前年我跟盛洪博士，一个经济学家，我们去美国考察新经济，我们就讲了，从表面上看，中国跟美国在新经济的发展水平上，可能相差也就是五年，但是要从文化和制度的层面上讲，可能相差不止20年。因为新经济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共创未来，你们看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他们的那种交易安排，都是面向未来的交易安排。那么如果没有信用，你怎么可能去面向未来，怎么可能去共创未来？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缺乏信用的情况下，你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交易效率是很低的，很多交易创新是无法开展和实现的。所以要走向新经济，光是有一些技术人员，懂得那些高科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层面上、文化层面上有支撑。现在我们在这方面非常缺乏，目前这种逃债经济的状态，在极大地伤害我们的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所以这个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只要找到一种比较适当的手段，我们可以比较快地把这些积淀的几万亿的不良资产化解掉。这是有办法的。实际上你想银行这边一堆不良资产，企业这边一堆沉重的债务负担，我们现在同时把它拿掉，两边都很轻松，企业也解救了，银行这边的资产状况也改善了，但是你得按规则来，所以要有一系列的交易安排来实现这个东西。
最后，我想讲一讲现在制约新破产法出台的两大瓶颈。这两大瓶颈，一个就是职工安置问题，第二个就是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目前，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因为职工安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化了，把这个职工安置问题，跟社会安定联系起来了。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有些人有点谈虎色变的那种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