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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回去了吗？”
他们两位让我再等一会，就走出去，过了大约十五分钟才回来。张科长对我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始，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配合下去。”随即，他说，由于我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临时户口也过期了，我如果一离开，很可能就象空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是我又是他们目前唯一掌握的涉及这样一起严重的“凶杀案”的关键人，所以他以商量的口吻问我：“你是否可以留在这里几天，让我们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再回去？”
我吃惊地盯着他，以我对法律的理解，一时之间竟然无从开口。李科长大概看出来了，随即给我解释：“这和拘留不同，只是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希望你留在这里配合我们破案。我们搜索了死者的所有遗物，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发现她有第二个亲人。我想，你也一定想尽快找到凶手吧？！你留在这里期间，一切伙食费用由我们出。虽然你住在拘留所里，但是你的房间将不上锁，我们也会给看守解释，如果你想走，随时都可以走。不过我们希望你明白，如果死者是被杀的，那你确实是最大的嫌疑人，也是我们目前破案的唯一线索。所以，如果你真要走，我们得找人24小时监视你。你看，我们的警力和经费都有限，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你是否该为我们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做点力所能及的小贡献呢。”
我听得目瞪口呆，自己竟然要用这种方式为社会治安作贡献。不过我想起刚刚看到的一则报导，每年全国都有五百多位公安干警以身殉职，而其中超过半数是因为疲劳过度致死。我知道有少数公干确实是害群之马，但绝大多数公安战士都是尽职尽责。我点点头。
张科长感激地微笑一下， 赶紧说：“如果你同意，那我们可以签一个字画一个押。”
“我需要律师吗？”我看着他们问。
“什么话，我们没有拘留你，你要律师干吗？再说，你不是说自己没有犯罪杀人吗？那要律师干什么？”
我想他们虽然满脸客气，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事情的严重。如果我真要走的话，他们无法拦下我，但是他们会很快搞到拘留证，那时一切客气就没有了，搞不好我的档案上还会留下刑事拘留的记录。虽然我现在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档案在哪里。在哪里都是吃、住和拉，不如在这里配合公安几天也好。我告诉他们我同意配合，他们放下心来的样子。
“我想，杨先生，你需要换洗衣服什么的，如果你同意，我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以顺便到你家一趟 ，帮你收拾，免得你再跑一趟，何况我们的警车都出勤了。”
我默默地把自己房间的钥匙递给他，我理解他们破案心切的心情。目前公安一切都正规起来了，要搞一张“搜查令”还要经过一两天的手续，所以他们借帮我拿衣服的机会可以到我房间里观察一圈。除开两三盘香港黄色录像带之外，我的房间里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让他们搜就是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一个星期后，当我憋得失去耐心吵着要离开时，两位科长已经搜集到据说是足够的证据正式拘留了我。于是我又继续呆在那间拘留所的单间里，只是这次单间的门被人从外面牢牢地锁上了。
在那里的第一个星期过得和在我那间租来的小房间里没有多大区别。由于儿蓉的尸体解剖需要排队，他们在没有取得他杀证据前也无法深入开展调查工作。不过李科长和张科长每天都会抽时间过来和我聊一两个小时。在这一个星期中我们所聊的主题都没有变，那主题就是围绕着“我是谁”这个问题展开的。我说我198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北考上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系的国际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政府部门工作，后来我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来后不久我就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只身来到广州，到广州后我干过几个工作，现在这段时间呆在家里。
两位科长大多时间都不插话，听我滔滔不绝，他们只是洗耳恭听的样子。张科长在听到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时，毫不掩饰脸上的向往和羡慕之情。我不停地讲，他们不厌其烦地听，很快已经从大学讲到自己的中学小学，最后不得不把诸如自己第一次上学就一下子认识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如何怀着至今没有类似的异常激动的心情戴上红领巾，还有我从小学到中学无数次带回家的奖状等等都绘声绘色地向两位科长汇报了。我的想法是，一个星期下来，不但要彻底让他们知道我是谁，还必须让他们了解我这个人一直以来是多么的纯洁，我想这肯定对他们破案有益处。他们只要是通情达理的，都会理解一个简单的常识：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犯令人发指的杀人的勾当呢？！
我是如此放松、尽情地回忆自己的过去，好多次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过去竟然如此丰富和让人感动。不过，虽然眼睛一直发酸，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却始终没有哭出来，有两次张科长还象长辈般安慰我：“想哭就哭吧，到这里来的人第一个星期很少有不哭的，你哭出来会好些的。”
第二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被正式拘留了。显然，“我是谁”的介绍毫不起作用，人家公安相信的是证据。蓉儿被解剖了，这让我有些许的安慰，死了应该有一个死了的样子，蓉儿死后还在床上摆出那样的姿势，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星期一上午，张科长和李科长一起提审我，张科长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解剖结果。虽然经过解剖发现死者是吃了药物致死，并且没有任何被强迫吞服的迹象，但有两个疑点却不排除他杀的可能。第一是导致死者致死的药物，是一种国内目前根本无法买到的美国产品，在美国也是禁止出售的。由于这药物在瞬间致人于死却不造成任何痛苦，所以在西方被一些崇尚安乐死的人作为理想的自杀药物。象蓉儿这样一个妓女是很难得到这样的药物的。另外，虽然说这样的药物可以让人在“没有感觉中死去”，可是这毕竟是活着的人的一 面之词呀，到底在死亡的一瞬间死者有没有感觉，只有上帝和死者知道。所以，法医还是无法相信死者可以在吃完药物后居然如此从容大度地摆出撩人的姿势等着法医去拍照。尸检结果认为不排除死者死后被人移动过。
我听着张科长这样讲的时候，一边注意到李科长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当我瞥见书名时，不觉出了一身冷汗。据我所知，那本足足有五百页厚的犯罪心理学可以有两个用途：一是把它垫在我的头上，然后用重物击打，这样可以造成脑袋轻微振荡从而有可能让人失去控制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这样做在外表上不会看到有伤痕，完全符合新公布的不许虐待嫌疑人的公安条例。不过鉴于我北京大学毕业以及美国留学回来很可能有海外背景的情况，再加上引起公愤的一位姓孙的湖北大学生刚刚在广州的收容所被虐杀这样的事实，我当时就排除了这本书的这一用途。不过如果他以这本书为根据来审问我的话，那情况可也好不了多少。两位科长坐了下来，李科长脱掉鞋子，把那本厚厚的书放在地上，垫在脚下，我暗暗地松了口气。
“杨先生，上个星期你基本上告诉了我们你是谁，不过就我们的经验，百分之九十的犯罪嫌疑人都会象你那样介绍自己。所以一个星期下来，我们其实还搞不清楚你是谁，或者你到底是谁。我们想，接下来是不是在我们提问提示下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请你每一个问题都实话回答，你在美国呆过， 在那里据说公民只对教父和心理医生讲真话， 对警察则讲假话或者 不讲话。 不过我得提醒你， 这是中国， 在这里公民都对警察和党讲真话。”
我垂下了头，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每天都有提审。和第一个星期明显不同，我无法再按照自己的思路告诉他们我是谁，我得回答他们的提问，按照他们的思路重新思考回答我到底是谁。
“你和谢婉蓉没有结婚证，她是妓女，你承认自己是嫖客吗？”李科长看着我，“当然，你没有女朋友，人总得解决生理问题，这些我们理解，但嫖妓是违法的。”
我不得不为自己辩解，我说我找蓉儿不是为了解决生理问题，应该是心理问题。我们两年前认识，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可是由于她是妓女，并且还是那种在高级歌舞厅要价很高的高级妓女，我们的关系不涉及金钱和性，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她常常和我计划等赚够了一大笔钱，她就不再卖身了，于是我就决定等着这一天。。。。。。
“等等，等等，你刚才讲什么？你不是告诉我们，你们到现在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吧？”张科长惊奇得差点跳起来。
我说，不错，如果咱们的性关系的定义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差不多，那我和蓉儿确实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看他们两人无法相信的眼光，我进一步解释，我虽然接受蓉儿为女朋友，可我是个老古板，在她没有洗手不干之前，我始终觉得她身子不干净。加上一想到她每脱一次裤子就可以赚一千多快，我的心情就复杂了，心情一复杂，下面就不听使唤了。
“这么说，杨先生你有一个妓女女朋友，你们却没有性生活，你怎么解决生理问题？”
我不得不更加深入解释：我都人到中年了，还到处流浪，没有固定的家和固定的性伴侣，在性生活上和吃饭一样，都是饥一顿饱一顿，也习惯了。我和蓉儿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离奇和纯洁，我想反正按照我们的计划，再等两年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何况就是现在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蓉儿不方便接客的时候，我晚上就会到她那里。那时她会穿上我喜欢的各种性感的衣服，就象你们拍的照片中那个样子，按照我的性幻想给我表演各种撩人的姿势，我也会得到前所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