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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真那么快吗？有钱人真那么多？怎么和国家的统计数字有些不相符呀？他说自己刚刚买了一栋小公寓，付了五万美金的首期，另外二十五万要20年付清，所以他真没有心情自己回大陆去搞清楚，他希望我这个老同学可以帮他解答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其实你已经有车有房了，虽然房子只付了五万美金，可是那在国内也不是个小数字啊，何况你能在这里见到的老同学老朋友都是混得不错的。”
“哈，你老兄想必混得也可以吧。”小海笑起来。“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拿毕业文凭吧？仅仅那样的话让学校邮寄给你不就得了，还有什么任务吧？”
“什么任务，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已经离开国家单位了。我这次来也是有点怀旧，想看看‘911’后的纽约还是不是那个样子。另外我也想见一见郭青青，如果可以还要到华盛顿去见见刘明伟。”
“真奇怪，你和郭青青这么多年分分合合，都在纽约的时候大家不来往，现在分手都好几年了，又千里迢迢的过来探望，看起来你还挺念旧的。”小海表情突然变得有些落寞。开了一会车，叹了一口气道：“我们老同学在这里的总共没有几个，海鹏还回去了，你也回去了，一个班四十人，现在在这里的才三个。你看我又混得这样子不成器，你看人家理工科专业的，我们那一届每一班至少有二十人在美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有些理工科专业如果开同学会，在美国的要比在中国的多很多，哪象我们，在这里孤单单的就那么几个人。都是我们选择学习什么狗屁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原因，毕业出来完全用不上。”
他停了一下，喃喃地说：“当然也不是完全用不上，主要是看你愿不愿意把以前所学的全部忘掉，听说刘明伟在华盛顿就干得不错。”
从机场到小海的新家足足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上我们一会高声大笑，一会沉默不语，显然老同学见面，大家都很放松。我顺手按了一下车子上的音响开关，结果磁夹里没有磁带，这让我想起来小海托我从国内带来的音乐磁带。我打开包把磁带拿出来，算是我给小海的礼物。这些磁带大多是七八十年代流行在中国的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和抒情歌曲，从“红太阳”系列到“草原之歌”，从“北京的金山上”到“翻身奴儿把歌唱”，最新的一盘也是八十年代底流行在北大校园的校园歌曲。我想找一盘塞进去，就在那翻找起来。
“你大概早就不喜欢这些歌曲了吧？”小海看我好象找不出什么好听的。
我说我无所谓，只是觉得这些歌曲都太老了，大学毕业后的几乎都找不到，不过我也马上意识到，大学以后有些什么新歌我也叫不出名字。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现在流行的歌曲提不起劲头。”小海说，“对于以前小孩子和大学时代的歌曲却百听不厌。”
“你这样一说，我也有同感，我原来以为那是因为大学后自己对歌曲和音乐不再感兴趣的缘故呢，现在想想，大学毕业后这十几年我都无法说出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
“我觉得，老一辈中国人就那么几首歌曲就哼唱了一辈子，我们那时算是多了一些了，可你看现在，每天都有新歌曲和新人冒出来，每个星期的流行排行榜都不同。”
“现在几乎每个人每个不同的心情都有一首相应的流行歌曲。你有点烦，于是就有了‘今天有点烦’，你失恋了，呵，至少有几百首歌曲可以配合你的心情让你仿佛觉得那歌曲是专为你而写的。如果你得意洋洋或者喝了点小酒，那些形容你在天上飞来飞去，飘来荡去的歌就更加比雪花还多。”
“那么多流行歌曲都是配合你的心情而写的，也就是让你悲伤的时候更加悲伤，快乐的时候更加快乐。”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哪象我们那时的歌曲，虽然品种不多，可是每一首听来都让你热血沸腾，极积向上。 ”小海兴奋地说。
我笑着点点头，随便抽出一盘带子放进二手车老旧的音响里，我想任何老同学见面都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不会认为自己过时过气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边欣赏大学时都会唱的歌曲，一边大声地说着，笑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向王小海的家奔去。
第三章 上帝的手术刀
当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那阵子，我利用星期天和公共假日几乎把纽约的每一条街道都走了个遍，那是我认为认识一座城市最好的方法，当然也很经济实惠。后来无论是回到北京还是去到广州，我都用相同的方法认识一座城市。开始的时候觉得有些累也有些无聊，但随着走过一条条的街道，对那座城市的认识也不知不觉中一层层的加深，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走破第三双球鞋时基本上就完成了。虽然只分别在纽约、北京和广州住了几年，但我自认为自己了解这些城市不比老北京、老广州和纽约客少。
到纽约的第二天，我拿出周局长给我的凯瑟林的地址，我看了一眼，然后闭上眼睛，大致搜索出那条街道的模样以及那里居民的样子。那是一条通过布鲁克林大桥后面向左拐然后过三个街区的小街道，街道处于平民窟中黑人最集中的区域。当我从那里走过时，心里有些发毛，街道两旁都是不超过四层的小公寓，几乎很难看到一扇没有破洞的窗户。走在街道上稍微不小心就会让什么东西给绊倒，我说什么东西，那是因为绊倒你的可能是垃圾，也可能是躺在地上的醉汉、吸毒者或者甚至是死人！而大多数情况却是即使绊倒你，你还是无法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除开这些不知名的东西外，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里的死亡气味和街上居民毫无生气，死鱼肚般的眼白，这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一种强烈的置身异域的感觉。我走过中国很多城市，也同样到过那些城市的所谓贫民窟或者盲流集中的地方，虽然那里也是垃圾满地。。。。。。有些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房屋破旧甚至只有铁皮屋，可是无论那里的气味还是人们的眼睛都给人一种希望仍然存在的感觉。
一个三十多岁的白人妇女单独住在这条街道的小公寓里，我已经不难想像那会是怎样一个人和怎样的一种生活。出了酒店，我找到一辆出租车，当我说出那条街道的地址后，四十多岁的阿富汗司机愣了愣却并没有发动车子。我知道他不想去，于是用标准的纽约英语又再重复了一次地址，他不请愿地启动车子。在路上，他用让人树起耳朵来才能勉强听懂的英语诉苦：到那个地区每次都是赔本的生意，收不到钱是常事，更糟糕的是还会被人抢劫，即使有时幸运地可以全身而退，可车子也免不了遭受啤酒瓶子的摔砸。看他说得实在可怜，我同意他把车子停在两个街区之外的地方，自己下车冒险走过去。
凯瑟林住在一栋三层高破旧小公寓的二楼，穿过大概用力一点都会倒下来的木楼梯，我找到了那扇门。大概是因为我之前打过电话来，没有敲几下门，就有人来开门：“你是中国来的杨？”
这是一个胖乎乎的白人妇女，我冲她边笑边点头，她一边让我进去一边自嘲地说：“对着镜子中我自己的脸和这副身材，我都无法笑出来，你有什么好笑的？”
我仍然对她客气地笑着。
我打量了一下房间里的一切，还不算太脏乱，大概是因为本来没有什么家具摆设的缘故吧。凯瑟林果然符合我想象中的那一种白种女人，不过好在不是那种皮包骨头的吸毒者或者由于浓妆艳抹每次皮笑肉不笑时都会簌簌地落下一层化妆粉的低级妓女。她是那种上下都象德国啤酒桶一般粗，手臂和我大腿差不了多少的胖女人。她的下巴好象一张没有叠好的餐巾挂在脖子上，随着她的移动而荡来荡去。
“杨，你随便，就当在自己家一样，我没有茶，喝点可乐怎么样？”
“好，谢谢！”我把从中国带给她的礼物拿出来，递给她：“一点小小的礼物，希望你喜欢。”凯瑟林接过礼盒，高兴地马上拆开。那是一条我特地挑选的中国丝绸苏州丝巾，她急不可待地把丝巾套在自己肥胖的脖子上，看到丝巾勉强合拢起来，我松了口气。
“杨，我是不是很胖？”她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就笑着说：“你不用回答呀，我不希望你嘴上一边说，‘那里呢，不会呀，你还可以嘛’，一边心里觉得好笑。其实我很肥胖，我知道。”她有点艰难的弯下腰，从面前的茶几下面拿出一本发黄的像册，“杨，这里面都是我以前的照片，你随便打开看看。”
我打开像册，连翻了几页，我发现每一页都是同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的照片，我知道这就是以前的凯瑟林，我仍然假装看照片以掩盖自己的尴尬，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杨，那就是以前的我，那时我每个星期给自己留下一张照片，不过三年前‘911’后我就停止了。这三年我都没有再照过相，你说我漂亮吗？”
凯瑟林的问话用的是过去式，我只好礼貌地用现在式回答：“你好看。”
“应该是那时很好看，虽然那时我也没有多少钱，可是我会省吃俭用租住在纽约的高尚住宅区内，因为我还有希望。照片上那个样子就是我的两个希望之一，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都没有了，不过我也想通了，可是想通了又能怎么样呢？”凯瑟林无可奈何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停下来，仔细地端详了我一阵，问道：“杨，你可以告诉我，在你们国家里，你的长相如何吗？”
我一时没有搞清楚她的问题，有些迷糊，不知道怎么回答。凯瑟林又向我解释了一番，我明白过来后，觉得有意思，就如实地告诉她，我这模样在中国是极其普通的长相，我有中国男人平均的身高，1。70米，我的眼睛不大，也不是双眼皮，不过据统计我这个岁数的中国男人大概有三分之二不是双眼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