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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左派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这被证实只是一种幻想；没收土地和组织
农民自卫队，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场来自下层的革命和
“党内合作集团”政策根本上的不相容性。
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4月重要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才有了土地政策。
就在这以前，毛提交给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草案，主张在政治上没
收“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土地，在经济上没收所有出租的土地。③代表大会本
身的土地问题决议要温和得多——仅仅没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将小
地主和革命军官从这场磨难中放过了。④代表大会没有坚持没收以后的集体所
有制，但是认为解除地主部队的武装，同时帮助农民组织农村的自卫武装来
保护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实是适当的。⑤在军阀和地主具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
没收和武装，能否如同期望的那样得以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农民协会购买
武器是被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禁止的。⑥这与在城市中将工人纠察队缴械的作
法，有同样的结果。没有武装起来的农民，乡村的农民运动可能遭受残酷无
情的镇压，长沙附近的“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就是例子。这在
后来将对秋收起义期间的第一个苏维埃的成立产生影响（见本书第11章）。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和
平主义者。在1923年4月18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他阐明了他的
立场，使之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相一致；概括地论述了拥有武器的人民反抗
拥有武器的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的正规军对阵的
列宁主义的景象。陈未能想象出来的是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的军队。在中
国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共产党人
⑥ 《农民》，第18—19页。关于农民运动的夸大的叙述，也许是由于把“农会”（乡绅领导的农民团体）
计入了“农民协会”（农民领导的农民协会）。
⑦ 毛：《全国农协最近训令》，1927年6月3日，竹内本，2，第9页。
⑧ 哈里森：《长征》，第113页。
① 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布尔塞维克》，20（1928年5月30日）。
② 《汪精卫集》，上诲，1929年，3（1927年7月5日），第141页。
③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89—290页。
④ 郭华伦：《史论》，1，第240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季刊》，9，第162页；斯图尔特〓R。
施拉姆：《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98—99页。
⑤ 郭华伦：《史论》，1，第241页。
⑥ 《农民》，第400—401页。
的前线组织，在黄埔军校的学员①当中创立了，稍后，又诞生了一个对立的团
体，“孙文主义学会”。随着1925年9月国民党军队中总政治部的设立，中
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如第二军的李富春和第六军的林祖涵）专门从事战斗
部队中的政治工作。②但这些军官是否具有可与苏联红军中同等军官的权力和
影响，是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弱点，在蒋介石于1926
年3月20日发动政变（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时，就变得明显了，政变的
结果之一是黄埔学员当中的左、右翼组织一同解散。彭述之当时曾为国民党
对自己军队控制的放松而惋惜，③这种放松的标志是汪精卫赴法国，和蒋介石
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建议，禁止任命共产党人担任军队政治
委员。最后，在1927年6月，军队的政治部和政治委员都被蒋取消了。④
中国共产党试图推迟实际上于1926年7月发动的北伐，同样不起作用。
彭述之和陈独秀从政治、经济，甚至战略角度为推迟北伐而争辩，但也没有
用。甚至鲍罗廷的异议也被拒绝。①统一战线完结时，无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
工作在纸面上的数字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他们在战场上显然无法与蒋介石
和其他军事首领的部队相抗衡，如汪精卫大加抱怨的那样。没有巩固的群众
组织，没有武装力量，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来自下层的革命在来自上层具
有毁灭性力量的革命下崩溃了。虽然在蒋1926年3月的政变后凶兆已现，斯
大林一年多以后仍然有足够的自信，用压榨右翼国民党这个柠檬②的比喻的动
情呼吁来劝告中国共产党，说它与国民党联合依旧是可行的最佳途径。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国民党左派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
为理由，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如果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已变得单纯了的统一战
线③中“不起领导作用”，“＇它＇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立即
从联合中退出将是错误的；“根本不从其中退出”也将是错误的。④共产国际
在这个紧要关头的劝诫，因而就是同武汉的国民党妥协，同时避免玩弄暴动
的游戏。
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陈独秀在1927年4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
提议，他曾数次提出这一提议，即将联合变成“党外合作集团”的联合。①
既然蒋已于1927年春开始在上海和南京对共产党人进行狠毒的镇压，还有什
么选择余地呢？在代表大会上，只有相互矛盾的政策提案形成的混乱。不愿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35—36页。
② 《社会新闻》，1。14（1932年11月12日），第308—309页。
③ 《向导周报》，167（1926年8月8日），第20—21页。
④ 《蒋委员长全集》，沈凤岗编，5，第12页；《华字日报》，1927年6月13日。
① 《向导周报》，161（1926年7月7日）和165（1926年7月28日）；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
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2，第648页。
②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62页。
③ 哈里森的用语，《长征》，第96页。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其第八次全会上关于中国的决议，1927年5月，载《红色文献》，第277页。英译文
载于埃克赛尼亚〓乔柯夫〓尤丁和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69—376
页。中译文引自《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译者。
①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76—277页。参见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
书》，译文载于《中国历史研究》，2。3（1970年春），第224—250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次代表
大会上采取的立场远不清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题研究显然是亟待进行的。
放弃统一战线，却又过于弱小而不能使合作者听命于己，中国共产党只能看
着局势恶化。按照共产党人的用语或其他任何说法，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共一旦决定实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对暴力迫害的可能性，
无论是在1922年还是在1927年。赤裸裸的事实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军阀
肢解的国家里，政权只可能来自枪杆子。第一次统一战线所造成的不同之处
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像1922年那样只有大约130名成员了，到1927年中期
它已发展为一个有将近60000群众的政党，尽管它随后遭受了损失，也已能
够经受住国民党残酷无情但经常是效果不佳的镇压了。如果它在1922年和
1923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
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总之，1927年7、8月的局面是
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府。换言
之，它必须缔造一个国中之国。
第11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
组织革命运动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党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
事件，它的成功是因为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
源。组织阶段从1923年后期持续到1926年中，在此期间，一批坚定的中国
人以很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个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
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革命运动。这些人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
后者提供了革命的教义、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军事训练以及武器。随之
而来的是持续到1928年年中的北伐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
军队一路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战役同时利用了军事技能、有效的宣传和敌
后的策反活动。还有一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期间，领导层在统一全国战争
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对
阶级的战争。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千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从
此以后更为激进的和更为保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从来没有真
正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提供了革命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必须转化成一
种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广州，它是最大、最富饶和最进步的中国城市
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肥沃的、人口密集的三角洲上。国民革命的
主要鼓动者是不屈不挠的孙逸仙。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提倡立宪共
和主义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的政权。他在广州两次成立政府：一次
在1917年，是为了反对被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
年后期，是为了反对被直系控制的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期间，他组织了
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以选举他为他所宣布的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
1922年春季，他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
孚打败了他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他自己名义上的部下陈炯明的部队在6
月15—16日晚，把他从广州的总统府赶走。1922年8月，他回到上海，计
划通过政治手段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