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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597—601页。
② 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见上书，第612—622页。美国国务院893。504/40，汉口
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年12月28日，第15页，谈到罢工和银行无力结算的情况。《中华年鉴，
1928年》，第984页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400—404页，全面地论
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① 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关于1926年6月3日的数字；
第257—262页关于湖南11月份的数字；第395页关于12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4万多名
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267页。
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其中65人是湖南人、湖北人和江西人。10
月初期，另外85人毕业于毛泽东指导过的那一期。地方的组织者知道贫苦农
民的苦难，他们掌握了宣传口号和组织技术的全部本领。在湖南，他们首先
集中力量征募农民帮助革命部队，然后着手吸收他们进入协会和自卫队。在
一开始，他们并不着重农村阶级斗争，而是强调贫苦农民的利益，办法是开
仓，号召减租减息，重新议定租约，通过禁止从一地向另一地运送粮食以降
低粮食价格。这类政策只能激起权势者的激烈反对，湖南的农村很快就卷入
冲突。“土豪劣绅”连同大地主和“贪官污吏”，成了打击和侮辱的目标。
他们的财产应予没收，而在可能时，这类财产是被没收了。但是，正在组织
农民协会的不仅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保守的省的国民党员以及地方
权贵们也组织协会，或者给现存的农业团体起了官方的名称。一个以长沙为
根据地的左派团体，试图引导农民运动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于是在土地运动
的内部既存在阶级冲突，也存在组织之间的冲突。①
随着暴力行为的扩大，已有地方恶霸被处决的报告；在另一方面，也有
农村被攻打和焚毁以及农民领袖被杀害的报告。在有些地区，贫农或他们的
发言人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或采取其他“平
均土地”的形式。农民运动按地区发展，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是在湘江流域
和沿湖北省边境被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区。到11月，据报道湖南省有6867
个地方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1267000人。地方的团体被一个有462个区
农民协会、29个正式组成的县协会以及若干正在组织的协会的结构连在一
起。对协会的阶级成份的分析表明，60％以上是雇农，“半自给的农民”占
18％。“自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占所余20％的大部分。被左派领导组织起
来的运动似乎明显地吸引了农村的穷人。②
湖南省的农民协会是在长沙的一次大会上组织起来的，这次大会在12
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举行。170名代表据说代表13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
开始的几次会议与据说代表湖南省326000名以上参加工会的工人的一个大
会一起举行。花了好多天讨论和通过了组织者事先准备好的几项决议。10月
2日共产党湘区区委通过的宣言，提出了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最低要求，它为
12月大会通过的决议提供了轮廓。这些决议要求实行农民协会必须参加的地
方自治，成立由农民自己控制的自卫组织，粉碎“土豪劣绅”的统治，支持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减息减息，取消苛捐杂税和厘金，储粮备
① 后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有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材料。关于早期的发展，见《第一
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页的报道；霍夫海因兹：
《中断的浪潮》，第130—134页。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第190—195页，文中坚持对立的协会
的多样性。
② 关于处决的情况，见英国外交部报告405/252，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3，1927年1—3
月，第44、74和91号；《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62页；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
阴谋》，第139—140页，一名国民党官员的报告的译文。共产党强调处决的恶霸为数很少。见《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1、312、381页；第282—283、329页有关于杀害农村领袖的报道。
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0页）倾向于这种解释。显然杀戮在进入1927年以后增加了。关
于11月份的会员数和阶级成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7—262页，以及横山
英：《湖南农民运动》，载《近代中国》，1。2，第204—238页，第217页之图，但可能根据不同的材料
来源。
荒和实行其他救济措施，没收反动派——即军阀及其随从、贪官污吏、“土
豪劣绅”——的财产。省协会的缔造者之一柳直荀任协会秘书长，柳是湖南
人，19岁，毕业于长沙雅礼学校，是毛泽东的朋友。毛泽东不久前已担任党
的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参加了大会的后面部分，并作了两次讲话，他在讲话
中坚持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除非它得到解决，否则帝国主义和
军阀主义不可能被推翻，工业的进步不可能实现。他严厉谴责那些约束农民
的人，号召不间断的斗争。①大会以后，毛泽东到长沙附近五个县调查土地革
命；他随即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后来著名的——报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从6月3日报道的38个协会及
会员稍多于4000人这一小基数，到12月在34个县据报道已上升到287000
名会员。经过巨大困难才攻克的江西省，发展得并不那么快。在6月份，只
有36个协会，约1100名会员；在10月份，据报道有6276名会员（可能大
部分在南方），11月攻克南昌后，在为省农民协会举行筹备会议时，用的会
员数字为5万人。不管怎样，江西省是蒋介石特定的势力范围：土地运动显
然受到了抑制。①
反帝运动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
过去80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
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
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
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
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
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
国视作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
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以后趋于明
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
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
反帝运动给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两党从1925年年中都迅速
发展），但它也包含着风险。情况似乎可能是这样：如果做得太过分，英国
可能在军事上对广州进行报复，或者列强可能采用干脆支持国民党人的敌人
——北方“军阀”——的政策。
当北伐开始时，针对香港的罢工和对英国的贸易抵制，在广东省已经进
行了整整一年。曾经几次间接谈判以求得解决，因为双方都需要结束这场冲
突。罢工不再给香港带来不便，但是抵制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贸易和华南的
航运。对罢工者的支持，严重消耗着广州政府的资源，而罢工委员会在广州
已经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不服管制的武装纠察
队给广州领导集团制造了许多问题。罢工委员会本身就是终止抵制行动的主
① 关于李锐的大会的记载和毛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5—278页；关于
共产党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其前引著作第220—222页），见第322—325页；关于大会通过的宣
言的决议，见326—380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有6月份的数字；关于湖北省的情况，见第395
页；关于江西省的情况，见第420页。晚至1927年5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82617名会员。霍夫海因茨
的《中断的浪潮》（第104页）提供了组织者声称的1924至1927年四个省（但没有江西省）的数字。
要障碍，因为它坚决要求一笔财务结算的巨款，以支付罢工者一年的工资，
但是广州政府找不到这笔钱，而香港政府则坚决拒绝支付这笔它认为是讹诈
的款项。对广州当局来说，当数千名前香港工人的财政救济结束时，雇佣他
们也存在严重问题。国民党政府急于要结束冲突，同意直接与香港政府谈判，
而不是继续装模作样地只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从7月15至23日的正式谈判
又在支付问题上停止不前。其后，9月4日英国海军舰只在广州港口的一次
短暂行动以及次日在长江上游发生的毫无关系的万县事件，显然使广州当局
相信，英国打算通过军事手段强行结束抵制行动，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蒋
介石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就这一想象中的危险提出警告，他还下令停止罢工和
抵制。9月18，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告诉英国驻广州的代理总领事，抵制行
动将在10月10日或以前结束，他的政府将征收附加税以便支付罢工者。这
样，在10月10日，罢工和抵制由于中国一方单方面的决定而终止，广州政
府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附加税，这符合华盛顿会议答应但从未正式实施的2。5
％附加税。对新税的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