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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纯租佃发生率比种植小麦的北方各省高得多。①这些省的数据常常掩盖了
省内由于地区、土质、商业化程度和历史积累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少地方性差
异。②还应当指出，类别中的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顺序在经济上不
一定是每况愈下。例如，表17所示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调查中较
为复杂一些的分类就告诫我们，表16（1）中的“自耕农兼佃农”这个名目，
把从租种1％土地的地主到租种95％土地的贫农之间的每一种情况都包括进
去了。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人口压力较小，农场较大，大都是
自耕农，但在家庭收入方面并不比他们在广东的佃农兄弟更好。租佃与经济
进步也不是不相容：比如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百分比从1879年的
各类地权形态户的百分数
表17 （16省1745344户，1934—1935年）
地主2。05
地主兼自耕农3。15
地主兼自耕农兼佃农0。47
地主兼佃农0。11
自耕农47。61
自耕农兼佃农20。81
佃农15。78
佃农兼雇农0。02
雇农1。57
其他8。43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5页。
25。6％增加到1945年的34。5％，他们都是佃农。
几乎不存在关于变化着的租佃发生率的可靠历史资料。将地方上的观察
家、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在19世纪80年代编纂的估计与20世纪30年代的估
① 在表16（1）中，我用了从卜凯的“农业调查”而不是他的“田场调查”中通常被引证的百分比导出的
可供选择的估计。后者显然太低，一方面由于他的实例对南方各省的重视不够，另方面由于调查的性质使
得比较容易接近的地区支配了数据。
② 关于江苏的地区差异，见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第11—22页；关于山东与河北，见迈尔斯：
《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页。
计相比较，表明各地租佃率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总的来看没有重大的变化。①
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仅仅表明有微小的变化。（租种全部土地的农户，从
1912年的28％增加到1931—1936年的30％），这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因为
1931—1936年的数据是用通常的通信调查获得的，参加者是成千志愿的作物
报告者，其中许多是乡村教师，而关于1912年的数据则纯属推测。②拉蒙〓迈
尔斯把山东22县在19世纪90年代与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相比较，揭示佃
户的百分数在13个县下降，在9个县上升。①河南、安徽、江苏和湖北1913、
1923和1934年的比较数据，表明没有重大变化：佃农从39％增加到41％，
自耕农兼佃农从27％增加到28％，而自耕农则从34％降到31％。②
与其他价格相比，上涨较慢的地价如表14所示，这可能意味着对土地的
需求比较疲软，原因是20年代的局势相对地不稳定，正如卜凯说的，“反地
主运动……减低土地需求，甚其使有产之人出售其产”。③最后，如前面指出
的，人民共和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分配的耕地数量——尽管是在12年的战争与
内战之后——接近30年代中期地主控制的耕地数量。我们也许可以断定，虽
然土地的买卖照常进行，但有的地区租佃率高有的地区租佃率低这个基本模
式（主要由于有差别的地主经济收益，但在最落后的地区也由于“超经济”
劳役和其他苛捐杂税的持续性），在民国时期没有重大变化。
佃农的地位牢靠吗？总的看，在20世纪也许不十分牢靠。对1924—1934
年间8省93县的大致比较，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3至10年的租约
没有变化，10至20年的租约和永佃租额略有下降。④例如，1930年的土地法
包含这样一条，大意说，佃户有权不定期地延长租约，除非地主在租约满期
后将土地收回自种，这表示承认有农民租地不牢靠的问题。没有作出努力去
实施这条法律，因而使用权不牢靠无疑继续成为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农村的
财产观念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永佃”制（它明确区分佃户的“田面权”
和地主的“田底权”）逐渐消失了。永佃权被不那么永久的租约所代替。年
租约的不牢靠把农民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使地主能够以押租（作为对付不
交租的担保）的形式把额外的负担和更高的租额强加给佃户。
但这些趋势来得很慢。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上面
提到的8省中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百分数之间持续的成
正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的调查也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
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①尽管佃户如果彻底拥有他们所耕种
的土地对他们改进土地会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户和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在租
佃率高的地区看来是足够长期的租约的结果，因此，佃户为了增加生产力而
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投资的刺激，并未完全受阻。
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所做的调查，发现押租制在220县流行（占26
① 乔治〓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与农村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23（1889年），
第59—117页。
② 《农情报告》，5。12（1937年12月），第330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史》，3，第728—730页。
①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23页。
② 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1，第299页。
③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333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59页。
①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大纲》，第46页。
％），在另外60县有这种现象。②地租的缴纳主要有三种形态：钱租，物租
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的调查说，有 50。7％的佃户缴纳固定数额
的主要作物，28。1％是分租制佃户，21。2％缴纳固定数额的钱租；见表16
（4）。1934—1935年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是：物租60。01％；钱租
24。62％；分租14。99％；力租0。24％；其他0。14％。③在20世纪，钱租的
发生率多半增加很慢。④
大体上，如表16（5）所示，分租的负担（根据地主供给种子、工具和
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于地价的14。1％）略大于物租（12。9％），物租则
大于钱租（11。0％）。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口的情况下，定额的和分
租的物租额平均占收益的43。3％。国民党把物租额限制在收益的37。5％的政
策的失败，是明摆着的。
不论用什么形式缴纳，也不论从绝对数字或与地价的比例关系看，华南
的租额比华北高出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这样。除华北和西南的贵州
外，定额物租制是主要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发生率最高的5省（安徽、浙江、
湖南、广东、四川）占租约的62％，但在租佃率最低的5省（陕西、山西、
河北、山东、河南）仅占39％。在这种租约下，佃户向地主缴纳定额的谷物，
而不论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头可能有所减少或展期）。当与较长期
的租约（在种植水稻的高租佃率省份这更普遍）相结合时，定额物租使佃户
可以从通过劳动和投资改进生产力中得到好处，从而比分租制对增加产量有
更大的刺激。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5省（占32％）比在租佃率高的5省
（占18％）更普遍，那里的押租也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
励农民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南方普遍。
上述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命运，或各地极其多
样的做法，或租佃制的这些显然合理的方面能够促进增产的限度。特定地区
与特定时期的真正农民佃户，实现足够的家庭收入到什么程度才进行增加他
们的总产量的改进，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
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前者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
后者是否定的。
上述土地占有和耕种的模式，与跟农业有关的信贷结构、市场销售和赋
税有密切联系。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的小农跟别的国家的小
农一样，常常是不借贷就不能度过播种与收获之间的那段时间。负债是农村
不满的主要根源。卜凯报告，1929—1933年调查的农场有39％负债。中央农
业实验所估计，在1933年，有56％的农场借过现金，48％借过谷物或食物。
第三种全国性估计指出，1935年有43。87％的农户负债。①所有的观察者一致
同意，农村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而且对
② 内政部：《内政年鉴》，3，《土地》，第12章，（D）第993—994页。陈正谟发现押租流行于1933—1934
年报告中30％的地区，6％以上的地区有这种现象。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61页。
③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44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细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页。1924年与1934年比较，数字变化如
此之小，不会有什么意义。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462页；《农情报告》，2。4（1934年4月），第30页，见《中国近代经
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42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51页。
较穷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发生的事。②利息很高。这反映出农民极其迫切
的需要、中国农村资本的短缺、不履行债务的风险，以及没有政府的或合作
的现代借贷机构可供选择。对小量的实物借贷，年利可以达到100—200％。
农民借款的大部分，大概有2/3，付年利20—4O％；年利少于20％的约占
1/10；其余的则在40％以上。大约有2/3的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③农业
信贷主要来自个人——地主、富农、商人——如表18中1934年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