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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苏联革命的使者既推动了中共的建立，又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因此，
这场革命是利用外国人、他们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击外国创建的事业，
把它当作国内的革命目标。
但是第三点区分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而不
是由外国人来写。的确，当这个时期的历史用中文记载时，出现了一件有趣
的事——外国人几乎消失了。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可能征收，甚至扣押海关
的收入。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可能起草了国民党的宪法。苏联将军布留赫尔
（加伦）可能拟订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他们虽然担任拥有实权的职务，但
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即使不是几乎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
了。这种在华外国人在历史上不露面的现象，不但反映了现代的爱国自尊心，
否认外来者在中国人生活中起主要作用，它还符合一个长期的传统，如从欧
亚大陆西部来的马可波罗一家和伊宾〓拔都他在中国的记载中没有他们的地
位，因为他们处于这一文化之外。中国的社会保持了它的一体性。它有中国
的语言和文字体系的界限。只有当利玛窦和赫德等个别的外国人士说写汉文
熟练得足以载入许多文件时，他们才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在华外国人有吸引人的历史，但这是他们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当英美
业余剧团在上海工部局管理的公共租界上演《彭赞斯海盗》而获得巨大成功
时，它是中国的一件事，但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事件。外国人的经历不同于中
国人的经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胡适把它引进了
文化大门。
这等于说，中国的历史并非人们关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
相反，而是人们关于中国人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根据这一观点，现代
富有活力的实体是有其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民族。大部分民族大事的编写者按
照他们自己的种族…文化发展思路编年代史，这是很自然的事。外国人是外来
的，住不长的。事实表明：传教士、外国雇员、商埠的居民都最后从中国舞
台上彻底消失，就像19世纪后期欧洲的殖民地行政当局在20世纪中叶从它
们的殖民地彻底消失那样。
第四个问题因而是：外国影响如果要传给中国人民，必须用中国的语言
和书写方式来传布。中国人与“夷人”交往的长期经验，已经发展了经过时
间考验的思想和反应方式。例如，内和外是很古的中国范畴，既以地理概念，
又以象征意义广泛应用。于是，外国位于中国之外，但是行叩头礼的外国统
治者可以成为外藩。①天子本人必须内（品格）是圣贤，而外（行动）表现为
一个英雄，正像一个君子必须内则先修其身，然后外以其模范行为努力去平
① 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的中国
对外关系》，第32页。
天下那样。相互关联的内和外两个范畴，使中国人考虑对国内的和外国的刺
激因素作出反应时，始终保持纯粹的中国方式。②张之洞普及的提法“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中的一对相似的用语，证明在处理西化时是有用的。由于体
和用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单一实体的两个方面，所以张之洞是错误地用了这些
字眼。不要紧，它有助于使中国西化。
这样，进入中国的外国影响，必须通过语言这一关。外国思想的翻译常
常接近于汉化。正像为了适应现代需要而把印欧语系加以现代化那样，中国
也创造了新名词，许多是从日文吸收的，用以表达新的意义。可是古代汉字
用于新的词组时，并不能完全摆脱它们积累起来的涵意。
例如，传入中国的外国信仰在有些关键的用语上有明显的困难。基督教
的传教士长期艰苦奋斗以寻求God的最佳译名，God无疑是他们事业的中心。
天主教徒使用了“天主”，而新教徒则各自使用“上帝”和“神”。还有，
西方自由主义的两个神圣名词“freedom”（自由）和“individualism”（个
人主义），翻译时，正如在日本，保留了一种任性的无责任感的涵义，使为
人人的学说去为个人自己服务。规规矩矩的儒家信仰者给吓坏了。西方个人
主义的美德变成了没有责任感的只顾自己的放纵。
权利（rights）的思想即使在现代西方也是新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中国，
这种思想几乎没有什么背景，以致必须为它创造一个新名词。1864年当美国
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时，用了权利一词，不久此词又在
日本被使用。但是这两个汉字当然已有固定的意义，两者结合起来似乎是说
“power…prof… it（权力…利润）”，或者至少是说“privilege…benefit（特
权…利益）”。这样就使一个人对权利的维护，看起来像一场自私的权力游戏
了。①
最后，再观察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名词“proletariat”，它最初的意思是
古罗马的穷人，而现在在英语中保留了城市穷人的涵义。此词译成了“无产
阶级”，在毛泽东的中国，恰当地包括了贫农，这无疑是作了有益的适应。
作为外国对中国影响的过滤器的翻译，对其汉化的作用，我们几乎还没有开
始研究。
第五个问题是，外国在华施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中国个人的行为来
实现的。一批批发挥新的社会作用的人是变革的先驱者，但是他们只是在晚
清才逐渐出现。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种社会集团以外，这时还要加上
形形色色的成份。受过训练的军官团产生了学者…军人。外国大学送回了一批
学者…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被排斥在官方机构之外。科学训练造就了学者…
工匠这种技术人员。同时，商人不但继续捐官，有些官员也变成了商人…企业
家。与新闻工作者和现代类型的从政者一样，革命者也作为一个独特的职业
集团崛起。①总之，现代生活的专业化，拆散了旧的社会结构。专业化使得靠
经典学识而团结起来的精英集团的儒家理想成为不可信，这与美国的情况正
② 关于哲学中“内和外两个领域”，见许华茨：《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端》，载戴维〓S。尼维森、芮沃寿
编：《行动中的儒学》，第54—58页。关于把传统的和外国引起的行政事务分开的内和外，例如见张寿镛
等编：《皇朝掌故汇编》，3卷。
① 王赓武：《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权利和责任》，第40届莫理循人种学讲演1979年（堪培拉，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1979年），第3—4页。
① 参阅M。巴斯蒂之文，载《剑桥中国史》，第11卷（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章。
好大致相同，在美国，专业化已经否定了对全民实行平等主义教育的杰克逊
的理想。②
一切新作用都涉及与外国事物或国外学识打交道。买办和中国的基督教
徒（有时是同一人）在条约口岸出现，然后是新闻工作者和海外归国留学生，
他们都受过外国的影响。技术成了新发展的关键，不论军事、工业、行政或
教育都是如此，而技术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即使通过日本传来也是一样。到
了20世纪，1912年谈判革命和解的青年中国的领导人唐绍仪和伍廷芳都讲
英语，是他们分别在康乃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和伦敦的四个法律协会学习的。③
除了注意局部的现代专业化的社会作用外，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这时
还可见到多种多样的外国样板和促进力量。现代性本身是很多样化的，这时
以迥然不同的民族形式传到了中国。19世纪的中国已经受到英、美、法、俄
的爱国海军军官和外交官员、有冲劲的自以为公正善良的传教士和一心一意
追求物质利润的商人这些榜样的影响，但这些人都没有超出西方这一种文明
的范围。这时，场景大大地扩大了。武士道的前武士阶级的理想，被蒋介石
那样的年轻爱国者在日本的士官学校拣了起来。俄国民粹主义对民众的关心
激励了像李大钊那样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泰戈尔带来了他的神秘统一的印
度启示，虽然接受的人很少。在太虚和尚的倡导下，佛教的振兴得到了推动。
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运动，促成了与史密斯学院和其他姐妹学院的接触。美
国的新诗运动、作为全球交流工具的世界语在欧洲的流行，所有不同种类的
国外风尚和震撼人心的事物，都在中国的新型城市知识分子和有事业的人中
引起了波动。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变动、自我形象的趋于模糊，
使得中国舞台上的这些演员在面临两条道路时，怀有又爱又恨的心理，也把
外国观察家们弄糊涂了。
但是，在这种混乱状态中，我们可以认清第六个问题，即中国人不论以
中国的语言或以他们的行为对外国刺激因素作出反应时，不得不以中国的因
素形成他们的现代方式，这些新的或旧的因素即使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在
他们中间也是可以利用的。
首先，甚至最洋化的中国人也不会丧失其具有中国特点的意识。在国外
居住反而会增强这种意识。文化的摩擦产生炽热的爱国心。最虔诚的爱国者
是孙逸仙，他接受中国传统的经验最少，国外的现代民族主义最多。
但是，这里涉及的不只是爱国的动机。人类思想的奥妙一般来说似乎是
靠大量运用类比，如在确定时间时，用“前”和“后”来表达，这两个词原
是用来指空间的位置。在时间的阶梯上，我们“看到了”“前”“后”依次
发生的历史事件。类比的和形而上学的思维导致我们根据比较熟悉的事物去
想象较不熟悉的事物——总之，为了逾越大洋之间的鸿沟，我们不得不主要
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一切事物去思考。①因此，我们发现一个个中国爱国者不
② 约翰〓海厄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