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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政府公报》，229（1912年12月16日），第6—8页。
③ 《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1913年12月15日，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档案局，FO228/1852。
这个文件据称是袁的演说未经审定的逐字记录译文；同在《政府公报》585（1913年12月19日）第1—6
页正式公布的版本比较，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实的。（此据正式文本。）
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
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
袁世凯全神贯注的第二个造成分裂的国内问题，是多大程度上的中央集
权制才适合于中国的政体。1911年11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提供的
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应该是君主制的还
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④前一个问题已被革
命解决了，而后一个问题尚待作出回答。民国第一年很不正常：总统统辖事
实上的联邦，却越来越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元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同代议制政府和政党的作用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在前十年就尖锐
地提出来了。清廷在最后几年发起的许多改革，都是为了在国内实行权力更
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
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
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
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
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
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
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
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1912年7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
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①
同年秋天，他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种
努力，一般都被当作是对省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而经常遭到抵制，有时抵制
是激烈的。11月底，他在要求省当局任命县知事须呈北京批准时，悲哀地指
出，《临时约法》赋予了他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②对此没有什么可察觉到
的反应。他为了确立北京在各省内的作用而提出的立法提案，在临时国会中
不受欢迎。1913年1月，他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
政府的组织章程。③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
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
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
清朝这位伟大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民国
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
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1913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
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
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他不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④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46页。
① 《政府公报》，74（1912年7月13日），第2—3页。
② 同上，210（1912年11月27日），第4—5页。
③ 同上，243（1913年1月9日），第1—5页。
二次革命
用军队是否确实听从他的命令来衡量，袁世凯在1913年春并不指挥占压
倒优势的力量。他的军事优势，仅仅在于他真正控制的部队具有持续的凝聚
力和机动性，其总数约为80000人。其余的中国军队数量多几倍，但在地理
上、政治上却是分散的。袁要利用其军事优势，有赖于他在争取同盟者、制
止敌对联盟方面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1913年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
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
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武装冲突于1913年7月爆发，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根本问题是，
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年初选举获胜而陷入危
机），以及北京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暗杀宋教仁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
领导人迅速转向武装抵抗。宋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
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
孙逸仙在1913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这一点他前一
年夏天就在北京明确地陈述过了。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
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
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
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
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
如何才能战胜军事上的挑战呢？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
1913年春，部队大批集中的地区还有三个：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
中的湖北武汉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每个地区各占中国交通最发
达的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
接在一起。部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的每一个边上来回作迅速的、大规模的运
动。鉴于渗透入北京部队的核心没有实现的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就努力在湖
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他们力图既从上面又从下面来进行：既谋求省都督参
加，又直接号召其下属军官响应反袁文告。
在湖北省当权的是前清官员、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尽管他早就同老资格
的革命领导人疏远了，但却有人提议由他去替换袁当总统，作为乘机利用国
民党选举胜利的宋教仁计划的一部分。宋去世后。人们请求他参加反袁起义。
①与此同时，看来好像还做了些工作以召募黎手下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密谋。
②黎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把他军队中持不同意见者的组织视为对他本人的
威胁。他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结盟共事的。4月初，他秘密邀请北京
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月取消了保密，驻扎在湖北长江沿岸的北京军队的
人数也增至10000以上。①早在第一枪打响之前，中国三个重要军事中心袁就
占有两个。
在江苏——黄兴同那里强大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都督不是一位像黎
①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汇编》，1913年，2，第350—351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1，第96—97页。
① W。H。威尔金森，汉口（1913年4月11日、5月11日、5月22日、7月8日），FO228/1873，伦敦档案
局。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日记（1913年4月7日），97条，莫理循：《书信文件集》，悉尼，米切尔
图书馆。
元洪在他自己省内那样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二次革命真正爆发以前，在袁和
袁的敌人之间作出抉择还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早先在湖北的失败，以及
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
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黄兴，一段时间内又回复到新近被暗杀的宋教仁的方
式，采用合法策略来反抗。但是，在反袁运动中还存在两个力量源泉。它们
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要求中央集权不满；国民党当权者在省里有组织网。
许多省在税收和任命官员问题上同北京有抵触。当这些省决定反抗时，
袁世凯退却了。但是，他同一个省已经处于接近公开敌对的状态：这个省就
是国民党的追随者李烈钧任都督的江西省。李任其职务之前曾经是受过良好
教育的清朝军队的军官，1911年有过革命积极的记载，热心于家乡江西省的
自治。袁单方面任命一文职人员为都督以便在江西分享权力，这位被任命者
在他1912年12月到达后不久就被赶出省外。后来在1913年1月，袁下令扣
押了合法装船运往江西的一船军火。不顾李烈钧的反对，江西长江港口防区
司令服从了袁的命令。这个问题于是变成了江西都督对江西境内军事官员的
权限问题。仅仅因为袁的退避，战斗才在3月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前的
时期，还没有一个领导人对袁表示了如此公开的敌意。李烈钩对宋强调国会
和宪法程序不同意。但他热衷于武力“讨袁”运动。
在广东、湖南也可以见到国民党的倾向性和地方主义者对北京的反抗两
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过，其形式比江西更加变化无常。安徽有一个国民党
员担任省的首脑，他也参预了密谋。反袁的密谋者还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
地的响应。
革命党人的地位在1913年春天时还不是没有潜力的。但参加同袁的抗争
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是被总统逼出来的。在国民党
选举胜利以前，他已决定不退却，转入了进攻。
在暗杀了宋（3月20日）并在军事上包围了湖北（始自4月初）之后，
袁的下一步重要行动就是大借外债。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它们
各自国家（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的政府指导下，就给予
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事一直在进行谈判。公开宣称的目的，主要是提供资
金：用于偿付拖欠的和即将到期的中国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因在
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还用于负担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
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