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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一种新信仰，不仅相信改革方式是自然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而
且相信改革方式是验证自然和社会真理标准的一种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梁
启超在为“国性”进行辩护中，提倡在他视作儒家道德品格理想的参数之内
的文化适应，并以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快来看待对进化的自然主义的解释。但
是陈却把科学当作一个实证过程，这个过程强迫人们把自然主义的宇宙既作
为事实又作为价值观来接受。陈独秀不像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仍然认
为意识与在精神方面反映经验的真“心”有联系，他是在生理学的心理基础
之上谈意识，并认为人只是生物学上的和社会的有机组织。否定历史进化与
宇宙论的进程相联系，这意味着陈独秀在现世主义和脱离圣人的人格理想方
面代表了他这一代人的极端观点。因此，他和《新青年》有拥护“全盘西化”
的名声。②
当然，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像他要使他的读者相信的那样，彻
底根除了继承来的信念和道德态度。的确，他是最早以一种几乎摆脱了传统
哲学概念的日常用语表达其思想的人之一，因此，避免了频繁改进以及以新
理性主义的外衣来表述传统形而上学信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伎俩。但是，他
在1915年向青年提出的人格理想，由于其非常显著的世俗主义，在许多方面
仍然是1902年的“新民”的直接派生物。
改良者的“新民”被要求是朝向进步的，坚持己见的，有生气的，独立
自主的。康有为曾为独立自主的自我提出一种宇宙论的基础，每个个人都分
有几分宇宙的基本本质。谭嗣同曾使斗争成为一种关于道德品格的验证尺
度，梁启超也曾经说过，作为进步动因的正在奋斗的个人体现了有关其真正
目标的道德，因为被理解为拒绝向他人优势力量屈服的旺盛斗志应当对平等
的道德目的作出贡献。这种出于弱者观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容易地调
和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承认重实效的、有成效的努力以求得道德价值。
在陈独秀最重要的论文《敬告青年》中，人的品格中的蓬勃活力被看作
青春本身，不是年龄所起的一种作用，而是心理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个人真
正自觉，从而具有为进步效力的更新的力量。“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
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①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的隐喻取代宇宙论
的隐喻，成为号召采取现代人的态度的论题的框架。“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这些训诫反映了19
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革新的基本目标。“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一训诫
体现了从个人礼仪上的关系中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乌托邦要求，而且陈独秀
的解释表明，这一训诫也运用了作为独立思考和行动准则的科学理论。在这
里，以及在他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号召中，陈
按照他自己所主张的实证的试验和社会决断的模式，发展了初期“新民”理
想的重实效的、以工作定向的潜在力。
因此，在《新青年》关于解放了的个人的解释中，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世
俗论，促进了进一步通过客观社会实践向着意义明确的自我实现的转变，并
家研究讨论会的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6年6月4日。
② 关于陈独秀的科学主义见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1—6页。
且离开了个人解放的早期模式，这种模式被设想来作为道德上自我实现的一
个方面。个人主义的品德——独立、自力更生——并不是以社会…乌托邦的方
式与从所有纠缠不清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这一点相联系，这种解放是激进
的，实质上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它们适合于基于婚姻配偶自由选择的核心
家庭和所有成年人经济都独立的欧洲模式的家庭体制。更重要的是，这些品
德在其所起的作用上被视为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联系：“现代生活以经济为
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经济学生产之大则……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
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相互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
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①
这种心理上的态度和社会结果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同样信念，使《新青
年》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很活跃，当改良时代的许多中国人寻求理解新的人
格理想并使之成为个人品格时，自杀问题曾经强烈地吸引了他们。早期的虚
无主义者曾谴责逃避现实的自杀而赞成自杀性的暗杀，理由是只有后者不仅
要拯救自己也要改进世界。②当新青年运动的支持者们否定自杀行为传统上被
承认的道德上肯定或反对的启示时，他们本身便不再被打动，这事实上改变
了自杀的实际社会意义。不过，他们的意图还是超过了虚无主义者对被动性
的简单否定，从而怀疑以下任何行为的正当性，这些行为的基础是儒家典型
的思想上自我克制的道德理想和儒家关于行为要和扩展到道德之外的宇宙统
一体协调一致的假定。谭嗣同按照这些信条，选择了殉难，但20年后在《新
青年》的世俗社会中，这种对死的选择无论意愿多么高尚也仅仅被看作一种
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只有活着才能斗争。①
对于《新青年》的信仰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者来说，生命本身既是人的价
值的源泉又是进化的道德目的论的证据。在五四运动期间，法国哲学家享
利〓柏格森作为西方圣哲吸引了新传统儒家主义者的注意，他的“生命冲动”
学说，表明他理解科学推理所达不到的道德体验的直觉的本质。但是，柏格
森的“创造进化论”，却使陈独秀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已建立了一种科学
的正确的哲学立场，这种立场重新肯定了人类在充满人道主义目的的发展的
宇宙中天然相互依存的进化观。青年，由于比较地说来摆脱了落后的传统环
境的拖累，由于对老人统治的“阶级”敌意，是最适合于作为进步性变革的
先锋而行动的社会群体。青年也是那种假定能激发整个宇宙力量的生命力的
象征。
按照这条路线，新青年运动的科学的、实用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回到了形
而上历史进程的宇宙观理论。关于青春，这份杂志的形而上学家李大钊②吸取
了不带儒家道德象征主义的儒…道宇宙论的象征主义，赞颂一切自然宇宙运动
具有生命本身的固有价值：“大实在的瀑布，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
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的潮流，随着大实
在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转进，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
①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4（1916年12月1日），第29页。
② 沃尔夫冈〓鲍尔：《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引。
① 陶孟和：《论自杀》，《新青年》，6。1（1918年1月15日），第22页；参见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
生自杀之感想》，《新青年》，6。1（1918年1月15日），第25—26页。
② 关于李大钊的全面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即流转。”③李选择创造阶段作为形而上历史过程的最初状态。在这个以两种
性质相反的成对的定性力量为特征的现象宇宙中，年轻、春天、诞生、创造，
其存在只是由于它们对它们的对立面——灭亡、冬天、晚年和毁灭的相对性
的依赖。但越过现象，作为整体的宇宙应当在时间本身的状态下予以考虑。
这里，时间现象的特征——差别、相对性和变化——应当与它超自然的状态
——绝对、一致性和恒定相对照。因此，“年轻”、“春天”、“今”都是
超自然的实在：这些发展阶段的活力振荡一切。“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
杀今日白首之我，并且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①对李大钊来
说，这种超验的意象所含有的社会启示是，保守主义者应当被认为是与宇宙
的活力不协调的，人对现在唯一真正的利用是去斗争以创造未来。生物学的
和感情上的训诫是否定死亡——或者是自我、国家的，或者是有形宇宙的。
对于李大钊的气质来说，对赞美诗的一种欢快的冲动是基本的，这一点，
早在1915年，当他在被广泛阅读的书面意见交流中指责他的朋友陈独秀在国
家困难面前悲观厌世时，就可看出。②但是，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和欧战结
束时期世界变化步伐的加快，在两人心中都激起了希望。陈独秀认为这些事
件证实了他的信念，即历史中的促进力量是由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与结果的复
杂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
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程度乃愈高。”
③他们对当代事务的注意变得非常专注，以致李和陈在1918年创办了第二种
杂志《每周评论》，专用于国家和世界政治的讨论。
最初，协约国在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看来似乎是绝大的事件，标示了时代
的伟大转折点。不仅曾经把历史的目标与西方民主和科学进步等同起来的《新
青年》，而且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的方案，指望协约
国的胜利完全改变帝国主义者侵害中国主权的近代进程。不过，李大钊于
1918年向布尔什维克革命致敬却证明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当他迎接1919年
的新年，利用年号的改变所包含的更新的历史象征主义把它当作新纪元的开
端时，他使人明白，他现在预知进步的模式将由马克思所预示的经济生产制
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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