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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快乐的，因为我在做自己喜爱的事情。仿佛我在书写的不是楷书草书，而且在铺洒自己的快乐。特别是在家人都睡下后，我一个人在昏黄的油灯下，小小心灵和灯火一起跳动。我意识到，是书法带我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整个世界就剩下毛笔和我一起舞蹈，贫穷和饥饿在那一刻已经逃遁到了远离我书法的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俗世中去了。
转眼，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当地的一中，即后来的省重点中学。我父亲是个开明的人。他对我们十个兄弟姐妹说了：谁有本事能考上，能争取到国家补助金就念，家里不会拽着回去上地干活。很幸运我考上了国家的三等助学金：一个月七块五角钱。
在一中的时候，因为离家太远了，只能住校。我每个月都会精打细算一番。我早上在食堂打两份早饭：两个4分钱的馒头、一份高粱米粥，外加一份豆腐炖白菜之类的最便宜的菜。这样一个早上吃了一毛多。中午的饭菜会贵一点，因为不像早饭那样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吃了一份早饭还要带出一份的原因。我会把早饭放到当时那种大的铝饭盒里，放到行李卷里保温。等中午放学，别的同学都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回宿舍吃早上打好的“早午饭”。到了晚饭，我就去食堂打一份最便宜的饭菜将就一下了事。这样我每个月的饭钱从不超过6块钱。剩下的一块五毛钱，我全部用来买字帖和书法用具，其中已经不包括纸了，因为报纸出现了。我会去机关或者我们学校的办公室求爷爷告奶奶般地讨要过期的人民日报或者解放军报。折叠裁剪整齐后当个宝贝似地用。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贫瘠的年代，我就是这样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满足自己对于书法如饥似渴地追求，即使再艰难都不曾放弃书法艺术。如果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地方存放灵魂的话，书法就在那个时候，成了我的宗教、我的信仰、我的桃花源。我似一只飞蛾，热切地迷恋着书法带给我的光和热。
可是平时的花销虽然有了，我又怎么交学费和书费呢？
我就利用假期到离家80多里的一个建筑公司当小工，一天挣一块七。一个假期我至少干三十天，这样在开学前我就能赚到六十多块了，比当时一个老师一个月的工资都高。
开学了，我交五块五的学费和五块五的书费，剩下的就由自己支配了。我大多是用这笔钱补贴家用，余下的去买很难遇见的书法理论类图书。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练习书法上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我就想从理论上给自己加点儿油。
很凑巧，当时我们一中的美术组里有两个刚刚大学毕业的老师，一个是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另一个是从省城师大毕业的。那段时间我和他们走得很近，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很系统很正规地学画了。可以说是那两个老师让我走上了艺术的正路，使我的书法艺术在理论上提升了一个层次。
有了两位科班出身的老师的指点，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写起字、画起画来顺畅了许多，我在艺术上也越来越有感觉了。这使我更加痴迷于书法，课余时间完全被书法和绘画占据，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这也正应了我在我的《半步斋赋》中的一句话：雅兴来时诗能下酒，书意常至墨可调羹。
第五部分第28节 自由开启的窗口（2）
有了良师益友的教诲和陪伴，我的高中时光飞快地过去了。我到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1966年我们学校在考完了毕业考试后，在6月20日停课。我在高中的文科成绩非常出色，历史政治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学科，学得也非常不错；外语成绩从来没有低过96分；还经常会有诗作在报纸上发表或在广播站播发。所以我相当自信地在高考志愿表上只填了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梦想着大学毕业后当大使，当外交官，当领导人身边的翻译。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彻底粉碎我的大学梦，不过倒是提供了我很多练习书法的条件。
我字写得好，很多人就过来求我写大字报或者横幅。他们无限量地提供给我笔墨纸砚。外加我的苦出身，所以就没受到什么冲击，并且正好可以借用这个契机更加系统地研究和练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以及其他大家的代表作。
在那个黑白颠倒、群魔乱舞的年代，书法又一次给予了我一个灵魂休憩的桃花源。我将自己沉浸到书法中，并想从中汲取一些纯净和祥和。可是我终不得超脱，于是决定去当兵，去军营中找寻一些简单生活。
参军后，我在1968年底到了北方的一个大山里放了一年的马。在这一年中，我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打猎、放马、练习书法，甚至非常系统地读了资本论和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这使我在思想意识上得以飞跃，同时也可以从哲学的高度指导书法，让我的作品可以形神兼备了。
今日再回想往昔的岁月，在深山老林放马的那一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快乐时光。谁都可以管我这个小战士，却又谁都不屑于到深山老林中去和我找事。而我只要养好那几匹马就算无过了。
没有“名”的“枷”和“利”的“锁”，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的事，终日与大自然、与马匹、与书籍、与我热爱的文房四宝为伴，少了世间俗物的拖累，简单却又精彩的生活，使我的心灵变得无比地自由和轻快，心情自然变得平和、明净、快乐。
可是好景不长。作为一名普通战士，我服从命令去了离我家乡很远的武装部做人事工作。进入了干部科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机关干部，执掌着基层军队干部的任免权，生活和工作条件要比在大山中好过不知道多少倍。但是这个时候的我，虽然熟读了哲学名著，世界观和价值观也都有了基本的雏形，但是依然无法适应人事工作的复杂性。
我的心灵依旧想自由地飞翔。然而琐碎复杂而且非常微妙的人事工作，却将我的身体和灵魂牢牢地锁住，每日对着形形色色的人展露着虚伪的笑颜、说着无关痛痒的话语、做着违背意志的决定。我仿佛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捆住了手脚，任凭我怎么努力都挣脱不开，并且越捆越紧，让我无法自由地呼吸和思考。就连我一直顶礼膜拜的毛笔都无法拯救我，相反还要受制于我快要变形的精神空间。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提出调换工作。
于是我被调回到离家不远的军分区的宣传科。平日里的工作主要是一些类似于记者或是新闻干事的工作，这正好又重新调动起我对于文学的爱好。良好的工作条件更加让我如鱼得水，刚参加工作的那一年，我有123篇稿子得以刊登和播发，平均每三天一篇。在保证量的情况下，我的文稿的质量勿庸置疑，很意外地获得了“全军优秀报道员”的称号。
军区的领导听说我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有水平，当然不肯浪费能源，凡有个大事小情的，肯定拉不下我。写发言稿，写横幅这些工作，在我看来都是家常便饭了。当外军区馈赠我所在军区礼物时，首长都会用我的字作为回赠。这既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也扩大了我在军队里的影响。
那一年，在外人眼中，我可谓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拥有了我生命中的两个第一和一个唯一。
第一个“第一”，是我拥有了生命中的第一方砚台，并且是老宋砚中的精品端砚。为此我狂喜若狂，就像是将军拥有了一支锐不可当的军队，妙龄少女拥有了一件天衣一样。喜不自禁的我在那方端砚背面提了一首诗：
砚出端溪宋时坑，
自古名倾帝王城；
而今屈尊下寒舍，
聊慰书奴慕名情。
第二个“第一”，是我拥有了生命中第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房间非常小，却实实在在属于了自己。有一日，在我研读刘禹锡的《陋室铭》时，突发奇想，给自己的小书室起了一个名字：半步斋。我赋予了它三层含义：首先是我的书室的确太小了，只能容得下我半步，当然有些夸张，但也有自嘲和抱怨；其次就是我在艺术上无论取得多大成就，也只是踏出了半步，我须加倍努力，不停地向艺术的“一整步”迈进；这第三层含义就是彰显我作为一介书生、一位书写者的狂傲个性。
那一个“唯一”，是我拥有了我一生挚爱的妻子。这些年来她与我甘苦与共、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她给了家一个最终最实在的意义，让我的心和情都不再漂泊，得以停靠和沉淀。
可是连我自己都很奇怪，这些外在的物质和荣誉并没有给我带来超乎于在大山中的快乐。有时我依旧会感觉到落寞和空虚。
这时正好赶上1974年的“营团干部学马列”活动，我凭借着在深山老林中对理论书籍的熟读和领悟，被派到省里的一个理论学习班里去当一名理论干事。
学以致用、用以致学，用一句现在的话来讲，我的理论水平也与时俱进地得以提高。我教授经典理论的同时，还系统研读许多哲学著作和中国古典政治思想典籍，让自己眼界大开，受益匪浅。
之后的四年，我一直都在搞理论教学。我所身处的圈子让我认识了相当多的专业书画家、摄影家。通过与他们的交往，我发觉自己的书法艺术理论基础和总体感觉还不够火候。于是我就虚心求教，更加刻苦和用心地钻研书法艺术的真谛。那时候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给了书法研究，家务事、身边事、大事、小事，我事事都不关心。然而我却总感觉自己差了那么一点东西。
我开始反思我自己。
第五部分第29节 自由开启的窗口（3）
当年在深山老林，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