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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才会使得成功难于登天。研究人员发现，乐观的受试者尤其擅于利用这个名为〃反溯悲观〃的策略，好让挫败的结果变得容易接受。
所谓的〃自我设障者〃，则以不同的方式运用自利的偏见。一旦自我设障心理发挥效用，爱慕虚荣的大脑即会编造出无伤害性的借口保护我们的自我。比方说，如果我们以事先没作充分准备为由，解释为何自己的智力测验成绩不如预期，就不会破坏我们对自己的智商和能力所抱持的华而不实的印象。同时，自我设障还能渲染成功所带来的喜悦，为我们的自我创造双赢的局面。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许多借口（例如服用药物、身体不适和心情低落等）来保护我们的自我不受挫折的影响。
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测试了一群患有考试焦虑症的学生。研究人员指出，这些受试者的大脑只要一有机会即会以焦虑为由，为自己在测验里的拙劣表现辩护。研究人员指示受试者参与某个分为两个阶段的智力测验，并告知受试者测验的目的在于评量他们的智力。研究人员要在中场休息时调查受试者在测验中的焦虑程度，以及他们在作答时的努力程度。但在调查开始之前，研究人员针对某些受试者，排除了他们可能用来自我设障的借口。研究人员告诉这些受试者，这个测验的特别之处，在于受试者的成绩并不会受到焦虑的干扰，并且不论受试者如何紧张，测试成绩都能精确地反映出他们的智力水平。
这个实验的设计真是巧妙。如果受试者仅仅如实地报告他的焦虑程度，没有任何自利的意图，那么他们的焦虑程度在测试中不会有任何波动。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受试者所报告的焦虑程度应该前后一致。但是，假如受试者企图以焦虑为借口来保护他们的自信，他们是否会认为焦虑可以为不佳的测验成绩提供合理的解释呢？
倘若受试者认为紧张会对成绩造成负面影响，那么他们会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焦虑程度，以便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挫折准备好借口，以此保护他们的自信。这正是研究人员所观察到的：只有认为自己能以不具威胁性的焦虑为借口，来为不佳的测验成绩提供辩护的受试者，才会夸大他们的焦虑程度，那些明白自己不能以焦虑为由推卸责任的受试者，则干脆放弃这个拙劣的借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受试者完全放弃替自己辩护，他们反而宣称自己在测试中并未尽全力，以此作为自我设障的借口。
相关的研究指出，即使我们的大脑在遭遇挫折的当下愿意面对挫败，但几天之后，它就会忘却这些见不得人的解释。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指示男性大学生进行一项作业，以测量他们的〃手部灵敏性与协调性〃。（〃你瞧，我的手既灵敏又协调！〃）在这种情况下，自尊促使大家难免想要趁机表现一番。当受试者完成这项作业后，研究人员随机告诉某些受试者，他们的手有如指挥家一般灵巧，其他受试者则被告知他们的手比误闯瓷器店的公牛还要鲁莽笨拙。研究人员分别在实验结束时以及几天后，请受试者解释自己在作业里的表现。实验结束几天后才接受访谈的受试者，由于他们的大脑拥有更多时间可以编辑相关的记忆，因而比起测试结束后立刻接受访谈的受试者，他们的解释存在明显的利己倾向。
第一部分 5。选择性记忆
记忆是自尊最珍贵的盟友之一。我们通常对有利于自己的事物经久不忘，对于不利于己的事物却漫不经心。假设我们参加了某项人格测验，测验的结果显示我们具有某些特定的行为倾向，那么我们会偏向于记住负面行为多一些，例如〃你喜欢取笑他人的长相〃和〃你经常欺骗父母〃；还是正面行为多一些，比如〃你乐于协助邻居〃和〃你能够保守秘密〃？我们也许会认为，由于出乎意料的负面行为与原有的正面的自我印象大相径庭，因而负面行为将较易记住。但研究人员得到的测试结果并非如此。相反地，正面的自我印象仍然深深地烙印在受试者的记忆之中。这是因为受试者的大脑在忙着记忆正面行为之余，根本拒绝分配同样多的脑力来记忆负面行为。由此看来，测试出的负面信息想要进入记忆之门，简直难于登天。
记忆不只过滤输入大脑的信息，它还控制了大脑输出的信息。大脑有一个庞大的个人事件资料库，其中的内容牵涉到我们对自我的认同和认识，心理学家则发现我们的自我概念时刻都在变化。如果现有的自我概念不符合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的大脑会另外寻找合适的替代者。记忆则扮演起助理的角色，在我们的个人事件资料库里，搜寻适合当下情境的个人回忆。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尝试借助颇具吸引力的全新自我概念来触动受试者的大脑，以观察自我概念的变化过程。这两位研究人员指示参加实验的学生在两篇虚构的科学论文中择其一阅读。第一篇论文宣称外向的个性有助于学习，第二篇论文认为内向学生的学业成就更高。阅读这两篇论文的受试者人数相当，猜猜实验的结果如何？我们拥有一颗爱慕虚荣的大脑，而且是一颗在普林斯顿大学上课的大脑。然后，某人对我们展示一个闪闪发亮、魅力四射的自我概念，并告诉我们拥有这种个性是通向成功的捷径。这种个性也许与我们并不相称，但只要稍加调整，就可以让它看来与我们十分般配，我们何乐而不为？实验的结果显示，不论受试者认为哪种个性是成功的关键，他们总会倾向于认同自己恰好具备那种个性。
换言之，爱慕虚荣的大脑和记忆携手合作，进而滋生出最引以为豪的自我概念。当我们被告知，外向活泼的人多半比害羞内敛的人容易成功时，大脑即刻搜索我们擅于经营人际关系的记忆片断，并且轻松迅速地在意识里将其唤起。正如我们之前所见，记忆也在前门把关。当我们已被告知某种个性对我们迈向成功之途有帮助后，我们只需获得一点他人的认同，即可搜寻出更多的回忆，证明自己的确拥有这种杰出人格。
第一部分 6。是律师而非法官
推理能力是爱慕虚荣的大脑另一个有力的拥护者。这听来有点荒谬。推理能力不是指引我们向真理迈进的指南针吗？它怎么反倒让我们远离真理呢？表面看来确实如此，尤其是当我们的自尊遭受伤害时。事实上，如果我们试图在推理能力保护我们的自尊免受伤害时替它作辩护，也只能承认它至少不会无中生有。
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推理能力像是尽职尽责的律师，它只专注于寻找对客户有利的证据，而不是像严正的法官一样致力于理清事件的真相。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记忆就像过度热心的助理，擅于隐藏甚至销毁不可公之于众的秘密档案。而我们的推理能力也只是在这些负面档案基本销毁后，才有胆量回顾我们的记忆片断。
身为律师的推理能力，对任何有利于它最重要的顾客（我们的自我）的证据全盘接收，记忆则担任助理，被差遣去搜寻更多有利的证据。但任何对自我构成威胁的证据，反而必须经过最为严苛的质询。它们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可信度等，在我们的心理法庭上都要一一受到审查质问。推理能力就这样迅速而漂亮地赢得了官司。我们也许会认为正义和真理终将得以伸张，却刻意忽略了我们的推理能力其实是心理法庭上的律师。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推理能力高明的手腕。假设根据某个未经证实的传闻，我们拥有的某些特质对我们的事业生涯将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声誉受到威胁，而推理律师的职责就是保护我们免受传闻的伤害。某个研究再现了类似上述的情境，并证明在推理律师看来，顾客永远是对的。
在这个研究里，一些大学生志愿者要参加一个实验，实验的主题涉及成功地从事法律、医药和商业等专业领域所须具备的条件。研究人员首先安排受试者阅读虚构的人物描述。描述中的人物在研究所的表现参差不齐，且各自拥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例如，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或老幺、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以及母亲是职业妇女或家庭主妇等。
假设某位立志成为医生的受试者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信仰天主教，而且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所阅读的人物描述恰好与一位成功的医生有关：这位医生信仰天主教，排行老大，而且母亲是职业妇女。
那么，这位受试者是否会认为这位医生的成长背景里与她相同的部分，正是促使这位医生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而这位医生的成长背景中与她不同的部分则无关紧要？实验的结果显示受试者的反应正是如此。在我们的假设问题里，这位受试者会认为信仰天主教是那位医生成功的关键，而其他两个因素则可以忽略。但是，假如受试者被告知那位医生其实并不成功，那么信仰天主教这个因素转眼间就会变得与成功毫无瓜葛（信仰与成就之间能有什么关系？），而此时在家中的排行以及母亲的工作形态，也即受试者与医生不同的成长背景，突然又会变作成功的关键。由此可见，推理律师倾向于根据唾手可得的资料，编造出一套最讨自我欢心且符合自我利益的说法。
推理的次要步骤是运用证据。好的律师总能在证据不利于我们时，找出隐藏在证据里的破绽。在某个实验中，研究人员指示高中学生进行一项智力测验。研究人员告知某些学生他们的测验成绩良好，但其他学生被告知他们的表现不佳。所有的学生随后必须阅读一些文章，文章描述的是科学家针对智力测验的有效性所提出的正反意见。虽然受试者所接收的资讯大致相同，但比起自认表现杰出的学生来，自尊心受到负面回馈威胁的学生，倾向于认为智力测验并非精确衡量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