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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经过了“主体—客体”式思想的洗礼，包含“主体一客体”在内而又“扬弃”了“主体—客体”式的高级的“天人合一”，可称之为“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或“后主体性的天人合一”。这个阶段不是第一阶段的简单重复，而是否定之否定，是在高级的水平上，向“天人合一”或“万物一体”、“万有相通”的复归。黑格尔以后，从主要方面来说，大多数西方现当代哲学家，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家，都贬低以至反对并力求超越“主体—客体”式，企求达到一种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中，海德格尔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代表性人物。
通过上述关于“在世结构”三个阶段的具体论述，张先生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不仅把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贯通了起来；而且使人们对“天人合一”思想的丰富内容和历史发展，有了一个宏观上的把握。
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若干比较
张先生不满足于上述的宏观考察，进一步对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具体的比较，以分析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同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想的同与异。在这里，他首先借助的是在中西哲学的对比、贯通中占有重要、特殊地位的海德格尔。
张先生指出，海德格尔所说人“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颇类似中国人的一句口头语“人生在世”。这句话里所谓“在世界之中”的“在之中（In…Sein）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实际上也是关于人和世界关系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意义是指两个现成东西，其中一个在另一个“之中”。如，水在杯子“之中”。人在世界之中就等于说，人本来是独立于世界的，世界是碰巧附加给人的。“人”这个现成的东西，就在“世界”这另一个现成的东西之中。这两者的关系，是两个并列的、现成的东西的彼此外在的关系。西方哲学传统中主客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在之中”关系。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主体怎样能够认识客体？“在之中”的另一种意义，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与世界”的关系。按照这种意义的“在之中”，人乃是“融身”在世界之中，而世界由于人的“此在”，对人揭示启己、展示自己。人（“此在”）是“澄明”，是世界万物的展示口，世界万物在此被照亮。（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1～73页）按照海德格尔的这种解释，人认识万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一向就已经融合于世界万物之中。张先生指出，“海德格尔的语言比较晦涩，他的基本思想和意思还是比较清楚的：生活、实践使人与世界融合为一，人一生下来就处于这样一体之中；所谓‘一向’如此，就是指一生下来就是如此，所以‘此在’与‘世界’融合为一的这种关系是第一位的。至于使用使人成为认识的主体，世界成为被认识的客体的这种‘主体—客体’关系则是第二位的，是在前一种‘一向’就有的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此在—世界’的结构产生‘主体—客体’的结构，‘天人合一’（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产生‘主客二分’，生活实践产生认识。这些就是我对海德格尔的上述思想观点的解读。”（《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当然，张先生也指出，不能把海德格尔的“天人合一”，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
张先生指出，作为道家的老子和庄子，都是主张“天人合一”的。老庄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根”，人以“道”为本，人的一切都不是独立于自然界的，而为自然之物。在谈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时，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加明显。《老子》轻视知识、提倡寡欲和回复到婴儿状态，实际上是要人达到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主张通过“坐忘”、“心斋”，取消一切差别，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但我们是否可以说，老庄的‘天人合一’境界达到了海德格尔所以主张的高级的人与世界合一的水平呢？不能这样说。”由于老庄哲学缺乏“主—客”式的思想和认识论，因此，“老庄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区别，不仅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而且是有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区别的意义。”（《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张先生还把作为儒家重要代表的王阳明与海德格尔做了比较。他认为，由于王阳明关于“人与世界万物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程度，比起程朱哲学来要深刻得多”，因此，“王阳明似乎是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说的一个最有典型性的代表，他的思想的地位同海德格尔的‘此在—世界’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所占的地位有点类似”。但是，王阳明的思想缺乏“主体—客体”式的思想及其相联系的认识论。他讲的“人心”属于理性，具有道德意识，并且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所以，“王阳明作为中国哲学家和古代哲学家，与海德格尔作为西方哲学家和现代哲学家，两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又有根本的区别。”（《新哲学讲演录》，第33页）
张先生还对海德格尔与陶渊明，尼采与老庄、李贽，萨特与王阳明，黑格尔与朱熹、王船山，西方近现代哲学与程朱陆王哲学，作了相当深入的专题比较。（《天人之际》，第291～424页）因篇幅所限，恕不详列，只着重说说张先生用海德格尔关于“显现”或“在场”（presence）与“隐蔽”或“不在场”（absence）的论点，对中国古代阴阳学说所做的若干诠释。
张先生说：“所谓阴阳正反，用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在场与不在场、出场与不出场。任何一个当前出场的事物，总有显现在我们眼前的方面，通常称之为正面，用阴阳学说的名词来说，就是阳面；其隐蔽在背后的未出场的方面，就叫做反面，即阴面。阴阳正反可以互换、转化，但总有一面是出场的，另外的方面是未出场的。一面是阳，一面是阴，不可能正反两面同时出场。”（《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7页）张先生还引用董仲舒关于阴阳“不得俱出”、“不得两起”之说加以印证。说明如果阴阳两面“俱出”了、“两起”了，就没有正反之可言。
张先生用“海德格尔式”的语言对《易经》进行解读：“乾元与坤元即阳与阴，前者为万物所资以始，后者为万物所资以生，一个是由以出发者（‘始’），一个是由以产生者（‘生’），说明‘阴’负载着‘阳’，由‘阳’出发，必然追寻到产生它的‘阴’。平常所谓‘反本求源’，似可作此解。”（《进入澄明之境》，第122页）他用中国传统哲学批评西方哲学，例如，笛卡儿把物质与精神看作是两个相互外在、彼此独立、同时出场的东西。这是一种只讲“阳（在场）”而不讲“阴阳和合”的哲学，“它与中国的阴阳学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进人澄明之境》，第117页）他说：“西方传统哲学从‘在场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总想超越感性具体的现实对象而达到抽象的概念世界，认为这个抽象世界就是万物之根。”而中国的“阴阳学说的最高任务就是要寻求那隐藏在显现出来的东西背后的、然而同样现实的、具体的东西，从而把二者结合为一个整体。”（《进入澄明之境》，第122～123页）《易经》与《老子》都承认变化无止境而有常则，所谓“物极必反”、“居安思危”、“知荣守辱”等等，“这样的为人处世之道，不仅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没有，即使是大讲在场与不在场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也未见有所阐发。”（《进入澄明之境》，第124页）当然，张先生在用中国传统哲学批评西方哲学时，这时的“中国传统哲学”已经被改造过了，它已经将海德格尔的“现时视界”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视界”融为一体了。西方现当代哲学虽然与中国传统哲学有其相似之处，但却有着时代和发展阶段的重大区别。一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思想发展，只有在经历了“主体—客体”关系之后，才能进入高级的“天人合一”的阶段。在主客二分的思想原则没有充分发展的中国，想用传统的哲学思想，代替和排斥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直接进入西方后现代的高级的“天人合一”阶段，是不应该也是办不到的。
把海德格尔关于“在场”与“不在场”的说法，贯串于哲学各个领域
张先生认为，哲学是关于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它应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或“万有相通”基础上的，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因此，《哲学导论》和《新哲学讲演录》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