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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还应当指出，与镔铁刀剑制作加工有关的所谓“金丝梵”，应是“金丝矾”的误写。“金丝矾”，见于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中及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不过，“金丝矾”并不是“精钢炼制技术”所用的“那种黑色添加料”。据古文献记载十“金丝矾”并不具有‘似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的作用，而是用来辨识是否镔铁的。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打假”的用物。《格古要论》说：“镔铁出西蕃，面上自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器打磨光净，用金丝矾矾之，其花则见。价直过于银。古云‘识铁强如识金’。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细看验。”《物理小识》写道广《哈密卫志》云：砺石谓之吃铁石，剖之得镔铁。今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砻明，以金丝矾矾之，其花即见，伪者则是黑花。”《格致镜原》卷五○“矾”条引《事物绀珠》说：“黄矾，一名金丝矾。烧铁焠之，可以引之如金线。”可见“金丝矾”应是黄色，并非“黑色”。剧中“那种黑色添加料”，如果解释为杨宽所说的“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或许更为合理。
就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看来，“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不仅并没有“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的动机，而且当时西汉王朝冶铁业的进步（求实所谓“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似乎也与张骞西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原的“剑”，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这种看法的酿成，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发现春秋以前的剑。”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陕西长安张家坡和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至春秋初年剑的出土，林寿晋先生《论周代青铜剑的渊源》（《考古》1963年11期）于是指出，中国周围古代文化的剑，或与中国剑形制无关，或年代晚于中国剑，都不能作为中国青铜剑的起源。杨泓先生在《剑和刀》（《中国古兵器论丛》）一文中分析，山西保德林遮峪发现的青铜甜，可能制作于殷代晚期，其风格“散发著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而张家坡剑，则“具有西南地方的特征”。李学勤先生认为，四川成都地方商代遗址已经出土柳叶形剑，张家坡剑可能源自蜀国。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后期墓中也出土两件剑，也与来自西南的剑有一定关系。杨泓先生和李学勤先生都指出，商代和西周的青铜短剑，有效使用的锋刃部分其实可以说是和匕首差不多，只有当双方战士扭打在一起时，这种短武器才会起作用。林遮峪一类其风格“散发著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的短剑，甚至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李学勤先生又指出，浙江长兴雉城的云雷纹剑，长度已经达到35．8厘米。他推测，“严格意义上的剑，恐有可能始于东南，即吴越地区。”“剑的渊源多在南方，而标准的长剑更可能自东南兴起”，《考工记》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这不只表示吴越造剑工艺的发达，也说明剑在当地历史的悠久。”（《青铜剑的渊源》，《缀古集》）看来，现在还不能简单地论定“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人的”。至于所谓“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也还可以讨论。《逸周书·克殷解》说，周武王对纣的尸身“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有人说，“轻吕”和“径路”都是“剑”对音。不过，“轻吕”，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写作“轻剑”。可见，“轻吕”和“径路”为“剑”的对音或者“其合音就是‘剑”’的说法还不能十分确定。《汉书·匈奴传下》：“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挈，饭匕也。挠，和也。”“径路刀”与“饭匕”共用调酒，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这种“径路”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的说法。
据考古发现，单纯的匈奴文物遗存中，兵器除箭镞外，以刀为主。对于所发现的所谓“剑”，可能以冯恩学先生著《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一书第五章《匈奴考古》中“短剑（匕首）”的表述较为合理。
关于求实先生答记者问的报道中说，“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所收第一篇《契丹名号考释》中第三章《契丹字义之解释》的第二节《金太祖所语镔铁指契丹说》，专有题为《镔铁解》的一段论证，分列“中国方面之解释”和“西人方面之解释”，这应当是冯家升先生讨论“镔铁”问题的主要论著，但是其中并没有看到“汉晋以来”字样。冯文反而明确说，“镔”字，“以余所知，最早载见梁顾野王之《玉篇》，及魏收《魏书·西域传》。”求实先生的“引用”，却以“汉晋以来”的说法模糊时代断限，并且说，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这样的解释，不仅难以说服提出诘问的观众，也使得编导者“历史正剧”的自我评价，不免打了一些折扣。
一本书里，不应重复收入同一篇文章。一部全集，无论分多少卷册，也只是“一部书”，不应重复收入同一篇文章。
有的作者自己曾经将同一篇文章编入不同的集子，在他身后别人为他编印全集或文集的时候，就得设法避免重复。以鲁迅著作为例，’他曾经把《序言》编人杂文集《南腔北调集》里。在这两个单行本里都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在编印《鲁迅全集》的时候，就必须避免这个重复了。于是在《全集》中的《南腔北调集》里作存目处理，在这一卷的目录上，这一篇的标题后面加括号注明：“文略，见第十一卷《两地书》”。这样既可以让读者知道《南腔北调集》的原貌，又避免了重收文章。
在胡适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他的诗集《尝试集》1920年初版之时，卷首有一篇作者自序，不久之后这诗集再版，又增加了一篇再版自序。1921年《胡适文存》一集出版，作者将这两篇序言编入其中。《尝试集》和《胡适文存》一集，是两部独立的书，篇目上稿有一点重复也没有什么。在编印《胡适全集》的时候，似宜将《胡适文存》一集所收的这两篇序言抽去，作存目处理，注明文见第10卷《尝试集》就可以了；可是没有这样做，两处都收于。自序见第1卷第179页和第10卷第15页，再版自序第1卷第197页和第10卷第34页。1922年3月他为《尝试集》四版写的自序，也重复收到《尝试集》（第10卷第43页）和《胡适文存》二集（第2卷第813页）中了。
胡适为所著《章实斋年谱》写的那篇自序，也曾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在编印《全集》的时候，这篇在《文存》二集的就似宜作存目处理了。事实上却是重复收入，见第19卷第29页，第2卷第181页。
《白话文学史》的自序，既见于本书之前（第11卷第205页至214页），又见于《胡适文存》三集（第3卷第709页至718页）。
《四十自述》亚东版的自序，既见于本书之前（第18卷第5页至第7页），又见于《胡适文存》四集（第4卷第654页至第656页）。
1922年在胡适所编的《努力周报》上，以《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为题，刊出了一篇“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作者署名W．G．T，其实是胡适自己写的。后来他编印《胡适文存》二集的时候，将它改题为《一个平庸的提议》编人。并且将原来正文之前以假托的作者名义写给“记者”（即他自己）的两百多字的短信删去。在编印《胡适全集》的时候，按说，是可以不把已见于《胡适文存》二集的这篇收入新编的时论部分（第21卷、第22卷）去了。可是，考虑到《文存》二集所收的删去了正文前面的短信，考虑到题目也有改动，将它按照最初发表时的原貌编人新编的《全集》时论卷也好吧。只是应该注明原先收在《文存》二集时候的删改情况，而在《全集》所收的《文存》二集作相应的存目处理；可是没有这样做，重复收入了，见第2卷第496页、第21卷第294页。
《读（吕氏春秋）》一文，收入了《胡适文存》三集（第3卷第247～278页），可这是他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的第二、第三两节，又把这篇两万宇的长文重复收入哲学专著卷了（第6卷第35～65页）。
这部《胡适全集》里最大量的重复是在书信部分。《胡适文存》编人了不少书信体的论文，他的日记（包括《胡适留学日记》）中保存了不少书信存底。假如是编印单行的《胡适书信全集》，当然可以把这些见于《文存》和日记中的书信悉数编人。可是现在编印的是《全集》，读者在购得这书信各卷的同时，也把《胡适文存》《胡适留学日记》这几卷都买去了。这样重复收入有什么必要呢？
下面列举一点重复的篇目。
见于《胡适文存》一集的有：
寄陈独秀（第1卷第26页，第23卷第126页）
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第1卷第34页，第23卷第130页）
答钱玄同书（第1卷第38页，第23卷第154页）
答朱经农（第1卷第82页，第23卷第218页）
答任叔永（第1卷第90页，第23卷第223页）
跋朱我农来信（第1卷第94页，第23卷第248页）
致蓝志先书（第1卷第96页，第23卷第258页）
论句读符号（第1卷第103页，第23卷第234页）
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命论》（第1卷第105页，第23卷第236页）
读沈尹默的旧诗词（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