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钡较衷冢胰晕凑业揭桓龇浅Ｌ小⒙獾囊敕ā腥私湟胱鳌爸切浴保慵宦湟胱鳌八枷搿闭叽笥腥嗽凇Ｓ氪允橹鞅唷⒊霭嫔缭鸨嗌塘亢蟛⒕芟壬猓龆ń槊伞逗视胫泄执枷氲难≡瘛犯囊胛逗视胫泄执斗肿拥难≡瘛贰Ｒ蛭耸樗涫且院饰行模炊源雍实礁邓鼓辍⑿熘灸Α⒍×岬热说娜松缆贰⒅耙笛≡瘛楣邸⑿叛龅谋浠爰崾氐榷甲髁讼钢路治觯导释甘恿四且淮斗肿拥男穆防蹋欢遥癐ntellectual”本有“知识”之意，“In…tellectuals”即“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当时正是国内思想、学术界的“知识分子热”：“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与产生、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知识分子从启蒙者到受教育者的角色转换……沸沸扬扬，好不热闹。
但喧嚣之后却是突然的冷却，原定于1989年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化丛书”戛然而止。然而，那家出版社终感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学术水平，此书在同类著作中实不多见，于是在1991年冒着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压力与风险，将此书出版面世，唯征订时印数少得可怜，勉强开印，印制更是简陋不堪。当时学术书籍出版极不景气，学者们自费出书或给出版社一定“赞助费’’是普遍情况。而这家出版社却相当不错，不仅不要我个人出一分钱，还付给我一半稿酬，另一半则给我几百本书相抵。稿酬虽然只有一半，但却是按全额扣税，心中难免耿耿，但想想这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心理也就平衡了。几百本书到手后，便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的一次“贩书生涯”。我拿着样书跑到附近的四家书店，家家都同意代销，不过各家的折扣却不一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高的是“四八折”，最低的是“四零折”。由于出版社是按书的实价扣款，所以我做的明摆着是“赔钱买卖”。但当时“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虽然赔钱也心甘情愿，可谓赔得“高兴”，只盼这些书能快快卖完。没想到大约只一个星期，几百本书在这四家书店就全部卖完，都说这本书“走得不错”，还想再要。看来这本书还真有不少读者，但出版社当初征订时订数却上不去，这也是当时普遍情况，说明彼时图书发行体制确有问题。
书卖完了，就开始到各家收款，其中三家书店都痛快地按合同把书款立即给我，但在沙滩附近一家书店却碰到一个小小的问题。这家书店的经理非向我索要发票付款，并强调一定要正式发票连收据都不行，如果没有发票肯定不能把钱给我，甚至说“没发票就是偷税漏税！”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他是说我偷税漏税还是说他们偷税漏税。我又没办公司，到哪儿去搞发票？发票岂是个人随便开得出的？当时卖假发票的可能没有现在“发达”，起码我那时从没碰到也没听说过，不像现在路过一个地铁口就有好几个人悄声向你兜售发票。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给钱，明显刁难。当我悻悻而回对一位朋友谈起此事时，他不禁大笑：“这还不容易，你老兄总在附近的几个书摊买书，跟他们要一张空白发票不就得了。”果然，我到一个常去的书摊买了本书就要到一张空白发票，立即到那家书店换回书款。此举显系违法，但委实出于无奈。
虽然小有周折，但出了自己喜欢、认为有价值的书，而且还拿了一笔稿费，心中自然高兴。唯一的遗憾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此书虽然出版，但仅如在巨大的虚空中投下一粒小小的沙石，难有反响，仍是浓重的沉寂。形格势禁，毫无办法。
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对胡适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又在不断升温，那一代人面对的“困局”，似乎重又叩扰着当下“读书人”的心灵。他们面对现实政治那种进退失据、辞受两难的处境，对传统文化爱之痛苦、破之更痛苦的复杂矛盾心理，对国家的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甚至他们对家庭、婚姻和爱情的态度，在在均又引起激烈争论。而周明之先生的大作，将大动荡时代背景下“乱世儿女”们特有的无奈，那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理想在现实面前的妥协甚至幻灭、激情的勃发与冷却进而转为令人心悸的自嘲，都从思想史、心灵史的角度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这部力作，将使我们今天的思考与争辩更加深刻，而不是流于随感，更不是“非此即彼”地简单苛责或颂扬。那一代人早已风华不再，从纷繁炽烈的时代大舞台怆然谢幕退场已久；不过，他们繁华褪尽的身影却一直时显时晦地浮现在虽无喧嚣但更加深沉阔壮的历史舞台，郁郁然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结”。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刘瑞林女士慧眼识书，力主重出此书，相信会给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带来新的思考。此书新版不仅印数远远超过旧版，而且印刷装帧精美大气，旧版简直无法望其项背，时代之变化，由此亦可略窥一斑。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德国文学学科”历程
■ 叶 隽
2004年，承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孔德明教授指引，我访问了德语文学界的前辈张威廉先生。年逾百岁之龄的张先生，虽已不太能自由行动，但精神尚好，坐在沙发上，虽不很方便，但仍要起立致意，我们再三劝住，方才罢了。屋中的书不多，不太像一个大学者的家庭摆设，或许我们看的只是客厅；桌子上放着他自费印行的佛经，倒是很有居士的“济世之心”。张先生的讲话已经不太能听的清楚，一方面因为有口音，一方面或许还是年纪太大的缘故，有时由他的大女儿帮我们充当翻译。
我的提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对当初北大与德文系情况的追忆，主要是与我对材料的掌握情况做一印证。二是作为南京大学德语专业最早的建设者之一，对南大德语专业建设与发展情况的追忆。希望凭借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对研究略做印证。问题就从张先生当学生时开始。
一、北大求学时代
叶：张先生，能不能谈一谈您当初是怎么想到去上北大德文系的？
张：我当时在北京工作。北大当时开设德文系，所以我就去考了。
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北大设的是“德国文学系”，也就是说考生条件是受到限制的，即必须是有德语基础的人才有资格报考。
张：是的，当时蔡元培当校长，从欧洲请来欧尔克办德文系，要求是很高的。所以初人校的学生都是有德语基础的，我是原来在同济学的德语；还有人是从国外回来的，像商承祖，他的口语很好；还有不少人是从湖南考过来的，他们在那里学过德语，但都不太好。
叶：您当时在北大都听过哪些课程啊？
张：我那个时候是半工半读。早晨去北大上课，下午回单位上班。欧尔克教授，是我们最主要的课程教师。他是德国有名的学者，研究莱辛很有成绩。那时是在1919年，地点在沙滩，红楼。一般都是在上午，欧尔克教授讲课很好，清楚，他要我们背诵诗歌，这样对文学修养和语言流畅都有好处。除了读文学作品之外，还学语言史、文学史等，包括很老的一些古诗，像《希尔德布兰德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有的是抄黑板，有的写讲义。他这个人很有水平，自己写过《德国文学史》《莱辛评传》。还有杨丙辰，他是中国人。还有一个汉学家叫做Richard Wilhelm，我听过他在大礼堂的演讲，不过在北大的时间好像不长。
叶：那就应该是卫礼贤了，他在北大也就教了一年。除了专业课之外，您还听过别的课没有。像冯至先生说，是北大自由的风气培养了他，五四对您有没有影响？还有什么记忆吗？
张：我听过胡适之的课，他讲中国哲学史。还有吴梅的选修课，讲戏曲。这些课还是有启发的。
叶：那您有没有听过周作人的课，他讲欧洲文学史。
张（缓慢地摇头）：没有。（这点似乎有待考证，后有详论）
叶：那五四对您的影响怎样？
张：那时学校都停课了，我们都不去学校。大家自己在家里看书，后来欧尔克教授就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我们几个人就一起去，他很认真的。那时候，北大还没有复课。
叶：您见过蔡元培吗？和他有什么交往吗？
张：见过，听过他的演讲。但他经常到国外去，不在学校里。和他个人没有什么交往，毕业时候欧尔克对我讲，蔡校长想留我，但我母亲有病，想回家，就没有留下。但后来还是到北京来了。
叶：您当时的同学都有哪些人？
张：商承祖，他是从德国回来的。德语讲的很好。后来我们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同事。他当过南大外文系的主任。
叶：商先生的东西好像留下来的不多。我曾经尝试联系过他的女儿，但她不愿意见研究者，说是可以去查档案。今天我们去南大档案馆查了，也没有他的档案。但我就图书馆查阅的资料来看，商先生好像写作很少，这个现象比较奇怪。
张：他的中文不太好。但至少翻译过两部书，是和别人合作的。他的德文很好，从小在德国长大的。他用过商章孙的名字。
叶：您在校的时候认识冯至先生吗？
张：冯至的年级比我低。我好像是后来才认识他的。
叶：是的，我考证下来也是这样，北大学制分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预科两年，不分系，只分文理科。冯先生1921年入北大预科，1923年暑假后入德文系本科一年级，1927年暑假在北大德文系毕业，在北大共求学六年。张先生您1919年入北大（五四之前），1923年毕业。在北大求学四年。冯至入德文系本科时，您已经毕业工作。所以你们在校时可能并不认识。另外，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