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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中国，民粹主义风头仍健。晚年胡绳认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而后来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他的文章引来了左派理论家的一片反对声。虽然毛泽东本人曾多次批评中共党内的民粹主义，但是左派理论家绝对不允许别人批评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现在，“苏维埃民主”固然已经不好再提，但从那里派生出来的与“西方民主”相对立的所谓“新式民主”，仍然被不少人奉为宝贝。
东亚模式：威权主义与托管民主
标榜“有机民主”的德国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走人坟墓，纳粹主义的德国与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在战后进行了彻底的民主化改革，从现代化的歧途回归自由民主宪政的主流政治文明。标榜“苏维埃民主”的俄国模式在中苏分裂后从鼎盛走向衰败，1960年代后期全球性的左翼运动已经不再把“苏维埃民主”视为鹄的。1960年代以后先是日本接着是“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上的成绩，使东亚模式逐渐成型并突显出来。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之际，正是东亚模式顺风满帆之时。但是好景不长，19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和台湾地区实现了民主转型，日本中断了自民党一党独大、垄断政坛的格局，使得“政治集权、经济开放”的架构走样变形，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东亚模式。进入1990年代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与美国的“新经济”拉开了距离；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震撼，“四小龙”在经济上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导致东亚模式昔日的耀眼光环逐渐黯淡。
从对现代化与政治文明主流的冲击力来说，东亚模式与德国模式、俄国模式不在一个档次上。后二者旨在替代主流模式，而前者只是被视为主流模式的一种变型；后二者在其发轫时均代表一种社会上的革新力量，而前者始终是庙堂之上的保守型话语，带有自我防御和辩护的味道，局限于“亚洲价值观”的地区性视野，从未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自居。东亚国家精英阶层在以西方为榜样，实现“赶超现代化”，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上具有高度共识，因此，他们所奉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可以称为威权发展主义，或集权发展主义。（大野健一：《通向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和政府的作用——九十年代日本的主流发展观》，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4期）
索儒森把威权－专制的政权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威权的发展主义政权，第二类是威权的经济增长政权，而第三类是威权的精英致富政权。第一类政权主要是利用国家政策、集中手段以发展为最重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东亚国家可归人此类。在这类政权下，固然缺乏政治民主，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保护也不够，但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并实行了比较广泛的社会福利。第二类政权主要是以军人官僚集团代表的国家政权、跨国资本的利益代表、以及本国私人资本之间组成的同盟来统治的发展中国家。该类政权可以有效地在一个时织，后脚就遇到了东亚金融危机。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面临着确定新的发展方向的紧迫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就已经对新加坡的体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正式提出要以新加坡为榜样，“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于是，借鉴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就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80年后期起，就有学者鼓吹以中国式“托管民主”为理想目标的“新权威主义”，当时遭到知识界大多数人的抵制与批判。进入1990年代后，“新权威主义”演变为“新保守主义”、“新威权主义”。
由于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在“华夷秩序”中“天朝上国”的感觉，因而很难满足于扮演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角色，哪怕是在一个暂时性的历史过渡时期；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屡屡在“赶浪头”中误人歧途，错失了发展的机遇，但依然痴心不改地企盼着创造“另类民主”、“另类现代化”的奇迹。是融人世界民主化的主流，还是另辟“中国民主”的蹊径，这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时势与传统
上一节主要从“世界体系论”的视角讨论了民主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包括“反潮流”）及其“中国化”的问题，本节则侧重从“中国中心观”来考察政治民主化是如何在特定情境下发生畸变的。
民主核心话语的倾斜
笔者曾指出，清末民初中国思想运动的精髓可以仿照现在流行的句式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便是进化论，两个基本点便是围绕严复《群已权界论》书名中点明的“群”与“已”所展开的理论探讨。（何家栋：《人权与族权的差异——什么是民族主义的真精神？》，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或者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对“国权与民权”的关怀。（参见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说，这一运动体现了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论概论》）国权要争独立自主，民权（人权）要争自由平等，这是广义民主思想体系中的两大核心话语。
梁启超在总结从公车上书到五四运动的政治运动时指出：“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因为“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危险程度较小，多数人乐得附和。”但是，“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绝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像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外交与内政》）“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移到内政方面。”（《外交与内政》）然而，此后一再发生的…国民运动如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仍旧是易于发动的对外运动，真正如梁启超所设想的——对内而非对外，对事而非对人，针对根本全局问题而非枝叶局部问题；建设将来而非补救既往，旨在争取作为其他政治运动前提的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的国民运动，迟至六七十年以后才得以发生。
究竟是对内的国民运动抑或对外的国民运动，主要还是取决于刺激其发生的时局、困境与国民情感，而不是少数鼓吹者和发动者的主观意愿。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是对内的国民运动的动因；民族矛盾与国家间冲突，是对外的国民运动的动因。英国革命期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不同骱级之间的矛盾，因而国民运动主要表现在争取社会平等与政治权利上；法国革命遭遇到欧洲：各国王室的联合围剿，因而表现出较多的民族主义色彩，并且愈来愈趋向于激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895至1945年间，民族矛盾压倒了阶级矛盾，因而对外的国民运动屡屡发生，对内的国民运动难得一见，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时势使然也。
晚年孙中山说：“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将行动自由，便是强盛国家。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3页）毛泽东在1936年会见斯诺时谈到了他理解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4～375页）他们赞成以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作为牺牲，都是为了优先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
认为革命可以一举解决国权与人权两大课题，是当时中国“进步青年”的普遍信念。然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革命可以达到民族独立的目标，却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启由民主的目标。因为革命的价值准则和制度安排与民主的价值准则和制度安排是不相容的。
“中国中心观”视角下的传统与变局
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即是其多元性与多变性，因此，把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很勉强的。—中国启宋朝以来，形成了两个重要的传统，其一，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主持朝政，并以文官统驭武官；其二，中央集权力量压倒了地方割据力量，皇权专制主义得以巩固。但是到了晚清，主要由于内部因素的演化，上述的传统发生断裂，文士与文官的势力以及中央集权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对于中国民主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