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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演化，上述的传统发生断裂，文士与文官的势力以及中央集权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对于中国民主化进程发生现实影响的，与其说是长期以来的传统，不如说是晚近出现的变局。
在晚清出现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传统出现了全面性的断裂。“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结构发生动摇，特别是“士”与“商”的位置发生了极大变化。取消科举考试后，人文知识分子与仕途脱离了关系。五四运动以后平民主义盛行，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他们又逐渐与企业界与学界的主流（以胡适为代表）划清了界限，成为所谓的“文化人”。“文化人”思想与论说的主要对象是其他“文化人”和学生等社会边缘群体，对于社会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影响相当有限。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选择决定了中国民主化的命运。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中央政权和大部分地方政权都掌握在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刘湘、李宗仁、陈诚等“知识技术型”军官手中。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内战和外战连绵不断的情况下，“枪杆子”始终比“笔杆子”更有发言权。
当“知识技术型”军官主要向日本人学习现代军事时，他们就推动中国政治实行（以“德国模式”为母本的）“日本模式”；当“知识技术型”军官在俄国人出钱出人开办的黄埔军校接受军事教育时，他们就赞成“联俄联共”；当“知识技术型”军官在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采用德国军事装备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倒向法西斯主义。军人集团在“工农商学兵”的新社会结构中处于中枢位置，致使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功能受制于军事权威和军人社群的影响。显然，社会军事化会严重干扰乃至取代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从世界历史来看，统一的目标对于民主的目标很容易产生负面影响。在英国和法国，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先于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进程，因而前者没有对后者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德国和日本，国家统一和建立中央集权政府是与宪政民主化同步的，出于前者的需要，两国都建立了独立于立宪政府的军部，从而导致了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
中国的民主化刚刚起步，就接连遭遇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在1922年至1942年间的第一次回潮和1958年至1975年间的第二次回潮。（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11～26页）从本土社会的结构性因素来说，民主化进程又与权力从文人转向武人、从中央转向地方的千年一遇的变化重叠在一起。从最积极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知识阶层的思想层面来说，急功近利的“救亡”意识压倒了追根溯源的“启蒙”意识。这些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国的民主化步履蹒跚，甚至一度走入了歧途。
杨朝兴有肖像权吗？
■ 喻 中
2005年1月21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社会记录”栏目，播出了一条与法律相关的“社会记录”：黑龙江的《生活报》用整版登了一个药品广告，广告中的药品是治疗前列腺炎的，广告的标题是：“根治前列腺，我们不再无奈”；广告中还刊出了一个似乎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正在流泪的前列腺炎患者。广告中的文字告诉我们，这个人叫张伟平，是黑龙江勃利县人。但是，经中央电视台记者调查，张伟平其人完全是虚构的。广告中正在流泪的人不叫张伟平、，也不是黑龙江人，而是贵州省大方县大石村的公民苗族人杨朝兴。杨朝兴既不是前列腺炎患者，也从未参与过这个药品广告。他之所以出现在这个广告中，是因为广告商从网上下载了这帧照片。简单地说吧，这是一起比较常见的公民肖像侵权案。
问题的蹊跷之处在于，宣称这是一起“肖像侵权案”，仅仅是你与我的判断——当然，我相信这也必然是国家正式法律的判断。然而，杨朝兴本人也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吗？“社会记录”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杨朝兴的这种令人惊讶的态度，使得本案的法理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起普通的肖像侵权案。因此，有必要作些剖析。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找到了杨朝兴一家。杨朝兴本人、他的妻子、他的上过小学的侄子都看了这份报纸，他们一致确认，广告中的人物就是杨朝兴。杨的侄子还朗读了报纸上的相关内容。记者也把这个药品广告的含义向杨朝兴一家作了解释。但是，杨朝兴（及全家人）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肖像权被侵犯了，更没有因为这份药品广告而生出一丝愤慨。因为，这张照片本身记载的是另外一个事件：华中农业大学的党委宣传部长及其他人，在大方县调查支教的过程中；给杨朝兴捐了一点钱。照片上的杨朝兴哭了，是因为感激这些捐了钱的“叔叔”。事后，捐助者之一就把这张照片挂在网页上了。现在，人们把这张照片印在报纸上了，在杨朝兴及其一家人看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套用梁启超的话，简直可以说，“异哉，所谓肖像侵权问题者。”
换言之，如果你跟杨朝兴说什么肖像侵权，他会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怪异的问题。至于报纸上的这张照片，只是记载了他的贫穷，记载了他得到捐助之后的感动，记载了他对大山外面的世界饱含着的一份内疚。他只是觉得自己对不起外面的世界，因为，他曾经得到了来自山外世界的捐助。在杨朝兴看来，报纸上的这张照片，与其说是外面的世界欠下了他的债、侵犯了他的权，还不如说是他向外面的世界欠了一份情。至于报纸上为什么会刊登他的照片，他不关心，更无法理解。换言之，报纸上的这帧照片没有让杨朝兴感到自己的肖像权受到了侵害，反而再次提醒他：外面的世界曾经给予他的恩惠。这，就是杨朝兴的逻辑。可见，在杨朝兴的观念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肖像权；如果有人告诉他，说你的肖像权被侵害了，他大概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公民的肖像权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权利。法律早已承诺，要对这样的权利提供切实有效的保护。比如，电影“秋菊打官司”公映之后，陕西公民贾某就认为这部影片侵犯了她的肖像权，向法院提起了肖像侵权之诉。除了这种与影视名人相关的案例之外，在各级法院的审判庭里，涉及公民肖像权或名誉权的案件在在多有，毫不稀奇。因为，国家已经把公民的肖像权、名誉权纳入到法律保护的范围，已经规定了侵犯公民肖像权、名誉权的法律后果。不仅肖像权、名誉权不容侵犯，其他各种各样的权利同样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比如，在某些相对发达的首善之区，有人因为邻居饲养的宠物乱叫而提起侵权之诉，因为它侵犯了原告追求安静生活的权利；还有人因为邻居随意晾晒衣物而提起侵权之诉，因为它侵犯了原告享受舒适环境的权利，等等。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加快和人权保护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广泛的权利进入了或正在进入法律保护的领域。然而，就在我们这个阔步“走向权利的时代”，贵州公民杨朝兴面对自己的肖像权被侵害这一“客观”事实，居然无动于衷，毫不介意，反而还要向这个世界反复表达自己的歉意。我们不禁要问：杨朝兴怎么啦？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屯（Robed Darnton）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项礼仪，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某些事物。选取文献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索，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在一些人看来，杨朝兴的歉意，或许可以视为一则欧·亨利式的苦涩的笑话吧。然而，在这部电视文献中，通过杨朝兴的这种难以索解的态度，也许意味着，我们正在触及到某些陌生的事物，它是否有可能为我们“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呢？
在常态下的法律意义体系中，不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是，在杨朝兴的法律意义体系中，则无所谓肖像权，肖像权云云，令人匪夷所思，因此，自己的照片是否印在报纸上，根本不用在意；至于人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报纸上，他无从理解，也没有觉得遭受了任何意义上的“侵权损害”。在杨朝兴的意义体系中，只有贫困；他只知道自己贫困（家徒四壁，孩子上不起学，下半年的粮食还不晓得到哪里去寻找）；因为贫困，他接受了一些陌生人的捐助；因为接受了陌生人的捐助，他觉得自己已经向陌生人欠下了一份人情，并因此而感到羞愧和自卑、。他分不清给他捐助的陌生人，与那些把他的照片印在报纸上的陌生人，是不是同一个人——也许就是同一个人，因为照片中的他就是在接受捐助；也许不是同一个人；也许根本就用不着区分，因为，把照片印在报纸上，这样的行为并没有给他造成任何损害——至少他没有体会到这种损害。总之，他们都是一些陌生的、善意的人。对于这些陌生人，杨朝兴除了感激、内疚与羞愧之外，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表达方式了。
在电视片中，好心的记者努力想让杨朝兴一家明白那份药品广告的内容，但没有成功。这就是说，从网上下载他人肖像，伪称患者做药品广告，这种发生在“发达商业社会”中的张冠李戴的行为，对于杨朝兴来说，同样是不可理解的。我相信，即使有人千方百计地把那份药品广告中“存在的问题”给他解释清楚了，杨朝兴也不会介意。因为，即使他明白了广告商在干什么，他也不会产生“肖像权被侵犯”的感觉。因为，他确实没有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
在“发达商业社会”中可以索取赔偿的肖像侵权，对于生活在贵州省大方县的杨朝兴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意味着，肖像权对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