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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些学者忘记了自己的本分，习惯于代圣人立言，而忽视了法律的本质含义。或许，什么时候中国的法学家们能够真正学会走进民间听取公众的意见，中国的法学才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工作者走进国家权力机关，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效力。这当然是好事。然而，我们对专家从政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有一点小小的担心，这些自以为掌握了专业知识，并且有机会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甚至直接变成国家法律的人，会不会用另一种形式强奸民意？换句话说，当他们面对学术界不同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在现实生活中有可能产生不同结果的时候，他们是坚持己见，捍卫所谓的学术尊严，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变为国家的法律规范，还是沉下心来，走进田野，虚心向公众征求意见呢？在我国某些法律草案的讨论中，已经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苗头。那些在学术界存在争论，但是在公众中缺乏共识的观点，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地变成了立法机关的法律条文。这不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发展的幸事，而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进程的悲衰。
我丝毫没有否定专家意见的企图，而是椰，对待立法这个问题上，是在学术观点转化为国家法律规范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倾听民间的声音，一定要把民间的意见当作是立法者的意见。如若不然，会葬送我们辛辛苦苦营造的民主法制局面。
燃放鞭炮究竟是谁的权利呢？当然是公众的权利。既然如此，我们在乎衡公众权利与义务的时候，首先要听取公众的意见，要让他们在法律平台之上畅所欲言。当我听到某个学者沾沾自喜地说，通过他的游说，某个政府部门制定了某些规范之后，我感到心头发紧。我们奔走呼号几十年换来的可能不是现代民主，而是打着精英幌子产生的另一种专制。
美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道
■ 任东来
自中世纪结束、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开始冲破地理的界限和人为的阻隔，痛苦而又坚定地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过去的五百年，沧海桑田，天翻地覆，世界的面貌为之巨变。但仅就单个民族国家自身的变化及其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而言，美国如果不是最巨大的一个，肯定也是其中的一个。简单对比210余年前立国时的美国和今天的美国，就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变化是多么的巨大。从地理上讲，美国从大西洋沿岸一个狭长地带由13个小邦国组成的联盟，扩张到横跨北美大陆触及两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第四大民族国家；从人口上讲，从人种相对单一（白人加上部分数量不多的黑人和没有统计在内的印第安人）的360万增加到今天几乎包含世界所有种族和族裔的2．8142亿；就社会性质而言，从一个农耕社会发展为以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就国际地位来说，从一个不起眼的新生共和国，愣是成长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巨无霸”。
美国的成长史无疑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发展之一，并成为无数后发国家羡慕甚至效仿的榜样。在这些国家中，无数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找自己祖国的振兴之路，把眼光投向了美国，试图揭破美国强大之谜。他们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地理的、人口的、资源的、经济的、政治的、国际环境等诸方面探索美国成长的奥秘。但美国本土的很多人却认为，美国的宪法及不断发展完善的宪政实乃一切发展的基础，而且，美国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是美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四年前，美国总统大选结果难产36天，最后竟然依靠最高法院的判决才打破僵局。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心里是一百个不服，但还是公开表示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定。著名自由派评论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斯·弗里德曼一方面为戈尔鸣冤叫屈，批评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公，但另一方面，却为美国司法权威所体现出来的宪政制度大唱赞歌，声称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和硅谷，不在于空军和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和自由市场，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
由此看来，美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以成文宪法为核心，以最高法院司法审查为制度保证的宪政体制实乃美国的立国之本。本来，美国是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立国，以人民主权代替君主的主权。但是，当来自独立后13个小邦国的55位头面人物聚会费城，制定1787年美国宪法时，这些制宪会议代表发现，如果完全按照民主政治的多数原则，那么，作为社会少数的富人可能会受制于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小民，而像特拉华、新泽西这样的小邦也可能会不得不听命弗吉尼亚、马萨诸塞这样“大国”，结果便出现“多数的暴政”。
为了让小邦也愿意参加拟议中统一的新国家，为了防止占人口多数的小民侵害少数富人的利益，制宪代表决定用有限政府来制约人民主权、用联邦制来限制“大国”权力。显然，这反映了当时洛克为代表的英国政治哲学：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败。因此，不论是君主的主权，还是民众的主权，都必须受到约束。美国制宪者的贡献在于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制度，并以成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首先是地方（州）和中央（联邦）的制约和平衡（制衡）。除宪法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如外交权、宣战权、管理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权、货币发行权等权力）和明确禁止各州拥有的权力（如外交、铸币等权力）外，其余权力皆由各州保留。其次，是联邦政府立法（国会）、执法（总统）和司法（联邦法院）的制衡。只有国会才能制订和通过法律，但这些法律需要总统签署才有效；总统可以否决国会立法，国会则能够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而且，国会还可以对民选的总统和终身任职的联邦法官捉出弹劾。作为军队总司令，总统可以动用军队，但却无权对外宣战。相比之下，虽然联邦法院的权力最微不足道，但也有它的优势：法官一旦任命，便终身任职？不再为五斗米折腰。最为重要的是，在美国以后的法治实践中，最高法院为自已争取到了，解释宪法的权力，从而使自己拥有制衡国会和总统的撒手锏——司法审查。再次，是立法机关的内部制衡，受英国议会至上思想的影响，宪法赋予了国会最大和最多的权力，可以说权倾（总统）府（法）院。但为了防止未来国会可能会出现的“多数（大州和民众）暴政”，国会分成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任何法律都必须由两院同时通过。但是，两院议员的议席如何分配，直接影响联邦成立后的利益分配。于是，就有了众议院议席按人口的多寡成比例分配，由此来满足大州的要求，而参议院则不论大州小州，一律只有两个议席，这样小州也皆大欢喜。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代表全国的总统该如何产生？如果总统的选举完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话，那末，来自人口大州的候选人就会讨便宜，其当选的可能性远大于小州的候选人，于是，他们又设计出独特的总统选举人院。由各州选出与其国会议员数目相等的总统选举人组成选举院，由他们来选举总统。显然，小州选举人的代表性远不及大州的选举人。
就是这些如此繁琐、效率低下且又不民主的制度，占据五千字不到的美国宪法文本的大部分内容，这与一般人所设想的宪法内容（庄严的承诺，伟大的构想，光辉的远景，领袖的思想）实在是大相径庭。这一宪法与其说是赋予政府权力，还不如说是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一言以蔽之，其惟一的目的就是用最高的法律来防止集权！美国著名法学家施瓦茨为此认为：“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他甚至不无偏见地声称：“在其他国家，权力之争由武装部队来解决；在美国，权力之争由法律家组成的大军来解决”。
美国宪法所设计的联邦制挽救了美国，并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政体基础。因为北美革命后，13个殖民地成为13个相互独立的国家（邦），其为反对英国而建立的联盟只是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邦联”。如果不是联邦制，今天的北美很可能就像拉美一样四分五裂。然而，甚至是这样一个中央权力非常有限的联邦宪法，也引起了一些制宪代表对集权的恐惧和猜疑，担心自己所钟爱和珍惜的自由会受到新政府的伤害，55个代表中只有39人在宪法草案上签了字。这样的担心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这在宪法草案批准的交锋中充分体现出来。草案必须得到四分之三的邦批准才有效，反对派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联邦党人同盟，动员各邦民众拒绝批准宪法。但是，当他们的努力失败时，他们并没有输不起，而是坦然地接受了民众的选择，没有出现任何致力于推翻宪法的组织，也没有策划退出联邦的阴谋。但是，反对力量的存在不得不迫使联邦的支持者（联邦党人）考虑修订宪法，于是就有了保护民众言论、结社、信仰和刑事程序等权利的宪法前十项修正案，也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以公民权利来限制政府权力。即使政府结构存在着制衡，但是，由于权力本身必然带来腐化的诱惑，很难防止立法、行政、司法官官相护、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那么，公开的监督就是对政府总体最好的制约。《权利法案》就是要用宪法所保障的言论、结社、请愿和出版自由来制衡和约束政府的官权，最终与宪法的原文一起，构建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