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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别见《文选》卷46《王文宪集序》、《南史·王筠传》。
第四章户籍制度第一节户口数的历史记载本节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各时期的户口数，仅是一般民户在国家户籍上登记而见于历史记载的户口数。由于当时有许多人不向国家登记户口，一些特殊身份的人也不编入一般民户的户籍，所以一般来说，国家户籍上的户口数要少于或远远少于实际所有的户口数。
由于战乱影响，三国时期户口的数量大幅度地下降。
关于蜀的户口，史籍中有两个数字。《晋书·地理志·总序》称：章武元年（221）“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时隔四十二年，至景耀六年（263）蜀亡时，刘禅向邓艾所上之士民簿，仅有“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①。增加的户口数微乎其微。
吴的户口，《晋志·总序》称：“孙权赤乌五年（242），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载王濬灭吴时（280），吴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以上两组户口统计数字大致相同，仅口数一作“二百四十万”，一作“二百三十万”。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两组数字都是出自一个来源，因转录或版刻有误，所以才出现这点差别。大概吴自赤乌五年以后，再没有进行过户口统计工作，所以王濬在灭吴时所得的户口数，仍然是三十八年前，即赤乌五年的统计数字。另据《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皇甫谧以为“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朱照日所提供的这个数字以及皇甫谧的推断恐与事实有违，皇甫谧在世的时间为215—282年，他所撰《帝王世纪》当在西晋平吴之前，时北人对吴的户口数字尚茫无所知，朱照日谓“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大约得自讹传，所以距离事实甚远；皇甫谧据此推断吴之人口“不能多蜀”，当然也只能是错误的。总之，吴的户口虽有以上三种记载，但其中一种属完全错误，另两种实为一种，即赤乌五年所统计。
关于曹魏的户口，《帝王世纪》中有一条记载：“景元四年（263），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所载与此略同，仅口数作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减去蜀亡时的户口数，《通典》的计算是：“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据上述统计，魏、蜀、吴三国户口的总数是：户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①，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不包括兵、吏，吴口数按二百三十万计）。《晋志·总序》载东汉的最高户口数是：户一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三国的户、口数都仅相当于东汉最高户、口数的七分之一弱。
① 《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① 《通典》统计三国的总户数是“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东吴的户数《通典》按五十三万计，技五十二万三千计，尾数“四百二十三”，《通典”误作“四百三十三”，所以与我们统计的数字有不同。西晋的户口数，《晋志》载太康元年（280）“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书·地理志·总序》作“大抵编户二百六十余万”，较前者多二十万户左右。即使以《晋志》的数字与我们前面统计的三国户口总数相比，户多近一百万，口多近八百五十万。由于这时吴刚并于晋，故这些增加的人口主要应是在原魏、蜀境内。魏、蜀的户口是魏灭蜀那年的统计数字，距离太康元年仅十七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增加户近一百万、口八百多万，是十分可观的。这大概是由于下述原因所造成：第一，西晋初年形势安定，政治比较清明，这有利于人口的增殖。第二，在赋役较轻的情况下，可能使一部分流民、隐户重新编入国家的户籍。第三，西晋初年统治者比较注意抑制大族的势力，如司马炎曾诏禁募客，不准“私相置名”，这对防止国家编户的丧失起一定的作用。
在《三国志·陈群传》裴注中也保留有一条西晋的户口资料：“按《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拿这条资料与《晋志》所载太康元年的户数相比，仅仅过了两年，西晋的户数就激增一百三十多万户，超过太康元年的户数一半有余。这显然不能归因于人口的自然增殖，而是与太康元年开始推行的占田令有直接关系。因为既要在全国范围推行占田制，就必然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户口、财产登记工作，编制新的户籍，脱离户籍的人为了取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就必须得重新向国家登记户口。再，魏晋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很大发展，门阀大族既占有不少合法的荫户，也占有数量更多的非法隐户，如在颁布占田制的前几年，中山王司马陆就曾占有簿籍不挂的隐户和冒牌荫户七百多户①。西晋占田令中规定品官荫户的数额为一至十五户，这是比较低的，推行这种荫户制，可以把官员大族拥有的一部分依附农民转变成国家的编户。太康三年国家编户的激增，主要应是这次与推行占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检括户口、整理户籍的结果。太康三年国家有三百七十七万户，如每户平均以五口计，则那时国家控制的人口大约可达到一千八百八十五万人左右。
东晋南朝时期，仅宋、陈在史籍中有具体的户口数字。《通典》载宋大明八年（464）的户口数是：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而《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八年末载宋有“户九十四万有奇”。《宋书·州郡志》未载大明八年的户口总数字，仅有各州郡户口的分计数字。据此，梁方仲统计宋大明八年的户数为九十万一千七百六十九，口数为五百一十七万四千零七十四②。总之，大明八年的户数当不足百万，口数在五百万左右。东晋末刘毅称：“今江左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③；《宋书》卷九《良吏传·序》称：“以区区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齐初崔祖思也说：“今户不能百万”④。可见东晋、宋、齐的户数都不足百万。《梁书》卷三《武帝纪》末：“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大概在梁朝全盛时的户数可能会超过百万。但由于侯景之乱，“台城沦陷，坟籍散逸，注记无遗，郡县户口，不① 《晋书·高阳王■传》。
②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38 页。
③ 《晋书·刘毅传》。
④ 《南史·崔祖思传》。
能详究”①。
在东晋南朝中，陈的疆域最小，“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大体上同三国吴差不多。在东晋南朝五个朝代中，陈的人口最少，《隋志·总序》称陈仅有“户六十万”。《通典·历代盛衰户口》也称：“宣帝勤恤人隐，时称令主，阅其本史，户六十万。”可见杜佑认为陈有户六十万是在宣帝时。至陈后主亡国时（589），仅剩“户五十万，口二百万”②。它控制的人口竟比东吴还要少一些。
十六国时期，北方割据混战，干戈相寻，在史籍中留下户口统计数字的仅有前燕、翟魏与西燕三国。《晋书·苻坚载记》上称：前秦灭前燕后，“坚入邺宫，阅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前燕统治的区域，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是古代人口密集的地区。翟魏和西燕都是小国，它们的户数见《晋书·慕容垂载记》：翟魏都滑台，灭亡时有七郡、户三万八千；西燕部长子，灭亡时有八郡、户七万六千八百。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推行均田制度，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有较大的增长。但因北魏末尔朱荣之乱，“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魏收仅笼统地指出：“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①。杜佑据此作出推断：“今云倍而余者，是其盛时则户有至五百余万矣”②。那时北魏的人口大约在三千万以上。尔朱之乱以后，据《通典》记载，北魏有“户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③。
北魏分裂以后，东魏、北齐据有中原富庶地区，故人口众多。梁方仲根据《魏书·地形志》统计，东魏在武定年间（543—550 年）有户二百万左右，口七百六十万左右④。《周书》卷六《武帝纪》下载北齐灭亡时（577）的户口数为：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六。《隋志·总序》户数作“三百三万”而略去尾数，未载口数。《通典》户数作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数作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口数尾数与《周书》略异，户数前面的大数同《隋志》，尾数同《周书》。《资治通鉴》卷一七三太建九年仅举北齐的户数为三百三万二千五百。十分明显，杜佑和司马光认为《周书》的“户三百三十万”，其中“十”字为衍误。
西魏、北周占有关陇，大部分地区比较荒凉，后虽夺取南朝的益州及荆州之一部，但人口仍远比东魏、北齐稀少。《通典》载北周“大象中（579—580 年）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按，大象年间北周已统一北齐，但它的人口反较北齐原有的人口少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