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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地理志上》。
② 《晋故事》所说“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用以增置诸侯，解释不通。主张西晋租谷是亩征八升的，以为“斗”是“升”之误。主张西晋租谷是户征四斛的，以为“亩”是“户”之误，因为后面讲的所分民租户二斛及余租都是户租。
③ 《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按两汉之制，三十而税一者，田赋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户口之赋也，今晋法如此，则以台二赋而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则无无田之户矣，此户调所以可行欤？”这是说晋把田赋变成了户税。卷三《田赋考三》还说晋法与均田制下，“不必履亩在役法上，西晋规定“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
十三至十五、六十一至六十五，为次丁，按赋税“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而言，次丁徭役应有所减。惠帝太安二年（303）一次征发徭役，“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①，是特殊情形。十六至六十的正丁全役②。
役使方式，据刘颂所说曹魏用之于百姓的错役法，至晋武帝平吴之后，仍旧未改③，可知与魏无异。
以上是郡县编户负担的税役。不属于郡县编户的典农部民，在魏末晋初罢除④。吏、士之家则保留下来。士家在晋初仍旧用之于屯田，剥削有所加重。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傅玄上疏说到：“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他认为应该恢复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之制⑤。据《晋书·慕容皝载记》所说“且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而为五六来看，傅玄的话是被采纳了。
太康元年（280）平吴，随着州郡兵的罢除，武吏的设置，占田、课田法的实施，士家屯田废止。刘颂在说到魏氏错役至今未改时，又提及平吴后吏、士的徭役负担。
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丙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洛阳）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投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①他要求改变这种情况，并以为“魏氏错役，亦应改旧”。他的设想是：“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如果不能全做到，“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这样天下也就受益不浅了。刘颂的话，清晰地说明了平吴后西晋吏、士的戍役与运役之重。
在西晋，全部赋役均由郡县编户中的庶民以及吏、士之家负担。西晋的官吏和他们的亲属是免税免役的特权阶级。这与曹魏不同，而与孙吴一致。西普允许官吏各以品级占田，最低的九品官亦可占田十顷。可是对他们不课田。既不课田，也就不课税役。问题尚不止于此，西晋还制定了官吏可以官品的高卑，荫他们的亲属，并可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制度。《晋书·食货志》在写了官吏各以品级占田之后，接着便写道：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荫亲属，就是亲属可以不交税，不服役。品级高的官吏，可荫及九族，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是一致的。
① 《晋书·惠帝纪》。
② 《晋书·食货志》。
③ 《晋书·刘颂传》记刘颂在说到“魏氏错役”时，有“逡巡至今”未改之言。他是在平吴后说的。④ 《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咸熙元年：“是岁罢屯田官以均役政。”《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
⑤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
① 《晋书·刘颂传》。
低的也可荫三世，加上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的予孙，又可依官吏之例，荫其亲属，这就把各级官吏及其宗族变成了一个可以不纳税服役的阶级。比之曹魏，在税役制度上，是一个退步。
宗族中的佃客，因为荫亲属制的实施，税役已经免除。《晋书·食货志》中说的各级官吏所荫佃客无过多少户，是指前来依附成为佃客的非本族的农民而言。
西晋此制完全是在维护官僚地主的利益，维护士族的利益。
西晋征发与免除赋役，均据黄籍。《晋令》说到：“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①黄籍是西晋郡国士庶统一的户籍，此外西晋没有别的户籍。士族在黄籍上注有爵位（详见第四节），以证明自己是兼复之家。地主的佃客注地主的家籍②，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户籍，与税役不发生直接联系。兼复之家的佃客，不承担官家税役。
① 《太平御览》卷六○六《文部·札》引。
② 《隋书·食货志》记晋时“客皆注家籍”。
第三节十六国赋役制度十六国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单纯的少数民族的政权，而是有汉人参加的政权；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治者，大多数也已汉化；各个政权都具有汉化的色彩，只是深浅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总的趋势是后来出现的政权比先前的政权，汉化程度更深，色彩更浓。因而在税役上，各个政权大都袭用魏晋旧法。
最早建立的成国，在李雄时，制定了赋役制度。“其赋男丁岁输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因而出现了“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的好局面③。对“男丁岁输谷三斛”，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丁税；一种认为“男丁”系指丁男之户而言，岁输谷三斛是户税。按西晋之法，租调九品相通，输入于官，三斛应是一个平均定额。无论哪种解释，都以为成国赋税，承自西晋，只是量上有所减轻。
成国对役法无明文规定，百姓一个时期可能“事少役稀”，另一个时期也可能为徭役所困。李寿时，“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竟至“十室而九”①。
汉国与前赵无赋役之制，后赵石勒在称王之前，“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②。这里明言租二斛是户税。认为西晋祖四斛是户税的，说石勒此制承自西晋，非首创。又按西晋九品相通之例，赀二匹、租二斛应为平均定额。在役法上，后赵有徒民以充戍役之制，被徙以充戍役之民，均在兵籍。《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说到，“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他们有“兵贯”。石虎接受王擢意见，免除了雍秦望族十七姓的兵贯，但“其非此等，不得为例”。为了战争的需要，石虎还曾下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运送军粮；“青、冀、幽州三五发卒”③。“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这表明后赵到石虎时期，不仅普通百姓要服役，“兼复之家”也要服役，已服兵役的征士，还要出车、牛、米、绢。役调是很重的。但要注意五丁取三，四丁取二，三五发卒之言。孙吴已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之法，但未见三五发卒之制。曹魏是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兵役由士家担任。西晋被课之以田的正次丁均须服役，吏、士则负担戍役与运役。从后赵开始，始见徒民戍役及三五发卒之制。三五发卒对后世役法影响很大。
士族是“兼复之家”，这是西晋之法。
前燕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后，颁布了赋税制度。慕容皝曾“以久旱，丐百姓田租”。这说明当时已有常赋。慕容皝尚曾“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后因封裕进言，改变为悉罢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①。③ 《晋书·李雄载记》。
① 《晋书·李寿载记》。
② 《晋书·石勒载记上》。
③ 《资治通鉴》卷九七晋成帝咸康八年，“皆三五发卒”注：“三丁发二，五丁发三也。”① 《晋书·慕容皝载记》。
即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这就在郡县常赋之外，出现了一种类似曹魏屯田剥削方式的赋税制度。
慕容儁迁都于邺，进入中原，未再实行乐取官牛垦官田的魏晋旧法。在税役上，慕容儁曾“宽常赋”②，然而“赋法靡恒”③，征收并无常额。役法也无一定的标准，申绍谓为“役之非道”。郡县守、宰在征税起役之时，又“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以至“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④。值得注意的是，在兵役方面，慕容儁曾实行“三五占兵”之法⑤。这与石虎所行三五发卒”之法正同。
前燕又有所谓“军封”。悦绾曾向慕容 进言：“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慕容 采纳了悦绾的意见，由悦绾定制罢军封，“出户二十余万”⑥。这说明前燕的官吏和他们所荫庇的人户，也是不交税、不服役的。军封助长了隐附之风，罢军封，免营户，利于检括逃避税役的隐附之户。
前秦的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