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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研究高句丽墓葬类型的文章很多，这里主要参考下列文章：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 年2 期；方起东：《高句丽石墓的演进》，《博物馆研究》1985 年2 期；魏存诚：《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演变》，《考古学报》1987 年3 期。
始见于高句丽建国以前，下限至五世纪初。方坛石扩墓和方坛阶梯石坟墓分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的墓葬，流行时间大致相同，上限不晚于东汉初年，下限约在四世纪上半叶。随后出现的方坛石室墓和方坛阶梯石室墓，墓主身份与方坛石扩墓、方坛阶梯石扩墓同。著名的太王陵、将军坟、千秋墓以及禹山下41 号墓、七星山96 号墓、万宝汀242 号墓和桓仁21 号墓，都属于方坛阶梯石室墓，大约都是高句丽王室或高级贵族的陵寝，这种形式的墓制，大约流行千公元三世纪末至五世纪末。其中保存最好的是将军坟。将军坟整体呈阶梯式金字塔形，每边长35。6 米，高12。4 米。用精琢的巨形花岗岩石条砌筑，共七级，每面有顶护石3 块倚护。墓室位于第五级中部，长宽各5 米，高5。5 米，顶部以整块巨石覆盖。气势雄伟壮观，是高句丽陵墓建筑的代表作。
封土石室墓出现最晚，大约开始于四世纪末叶，以后逐渐取代积石墓，成为高句丽中晚期墓制的主流。
壁画墓绝大多数见于封土石室墓。至今已发现壁画墓20 座，有角觗墓，舞踊墓，环纹墓，冉牟墓，洞沟12 号墓，散莲花墓，龟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5 号墓，五盔坟4 号墓，麻线沟1 号墓，山城下332 号墓、983 号墓，万宝汀1368 号墓，了解放31 号墓，长川1 号墓、2 号墓和禹山下41 号墓。其中除禹山下41 号墓是方坛阶梯石室墓以外，全部是封土石室墓。早期壁画墓内容简朴，大多绘于白垩壁面上，以表现墓主生前宴饮、歌舞场面为主，墓顶衬以日月星辰图案，设色单调。属于早期壁画墓的有万宝汀1368 号墓、角觗墓、舞踊墓。年代约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中期壁画墓大多出现于多室墓，作画方法与早期相同，壁画内容仍以墓主生活起居为主要题材，但佛教题材明显增多，并开始出现四神图像。壁画内容丰富，线条流畅，是高句丽壁画艺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典型的墓例有洞沟12号墓、麻线沟1 号墓、三室墓、禹山下41 号墓和长川1 号墓、2 号墓。年代约在公元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晚期壁画多出现于单室墓中，壁画直接绘于平整的石面上，以四神为主要内容，衬以怪兽、仙人、莲花网状图案。设色浓艳，装饰富丽，壁画内容和艺术手法，都明显看出受汉文化的影响。典型墓例有四神墓、五盔坟4 号墓、5 号墓。年代约在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中叶。
由于高句丽墓构筑在地面上或高于地面上，历史上曾遭到严重破坏，尸骨、葬具遗存极少，除彩绘壁画保存较好以外，遗留下来的随葬器物也不多。根据发掘时的迹象和残存不多的葬具人骨分析，高句丽前期（积石墓前三式）实行火葬，似皆单入葬，随葬品不多，一般有陶壶、罐、铜制或铁制的马具和武器，连同尸体一起火化。后期（封土墓）采用土葬，设棺床，有木棺，单人葬，二人、三人合葬都有，皆仰身直肢葬式。随葬器物较前期丰富，种类与中原魏晋墓略同，一般都有陶制的明器和铜铁制的工具和武器，个别的还有金属饰品。常见的器形有壶、罐、钵、盆、耳杯、灶等陶明器，鞍桥、马镫、马衔、泡饰等马具和斧、锛、削、矛、长刀、镞、铠甲等工具和武器①。①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 年1 期。第六节瓷窑和瓷器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①，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①。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壘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①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以后收入《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叶宏明、曹鹤鸣：《关于我国瓷器起源的看法》，《文物》1978 年10 期。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上虞县发现的东汉瓷窑址》，《文物》1981 年10 期。②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以后收入《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
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①。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②，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③，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①，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②，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③，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④，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