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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如三世纪起开凿的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秦苻坚建元二年，其后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四川、云南等地的石窟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这种窟在云冈石窟中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这类石窟较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称毘诃罗（Vihara），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敦煌第285 窟即属此类。此外还有一种小窟，分布在一、二类窟的周围，也属打坐用的禅窟。石窟的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中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在这一时期也有若干新发展。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都往往建有园林。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同时，叠石造山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北魏洛阳华林园、张伦宅①及梁江陵湘东苑②，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证。魏晋以来，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这种风尚无疑对当时园林和苑囿的建筑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民族大融合，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新的发展。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即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折多牒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改变了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习俗，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
① 见《洛阳伽蓝记》。
② 见《太平御览》。
第二节水利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动荡分裂，水利事业受到影响，总的来说，成就不如两汉。但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地区的水利事业则较两汉有所发展。
在农田水利方面，大多数是整修原有陂、塘、堨、门，使之发挥灌溉效益。比如曹魏时期刘馥与邓艾在屯田区兴治芍陂、茹陂等，就属此类。孙吴在今南京东南十五里修了娄湖，周围七里，溉田数千亩。西晋光熙元年（306年）陈谐在今丹阳县城北作堰拦马林溪水成塘，周长一百二十里，汇集七十二条山溪水，溉田数百顷。曹魏嘉平二年（250 年），刘靖在蓟城（今北京）修戾陵堰、车箱渠，引湿水（又称■水，今永定河）灌溉土地万余顷。这个时期的水利著作，以郦道元的《水经注》为杰出代表。所记载的水道变迁及水道位置资料，是研究水利史的最基本的依据。书中所记著名水利工程有28处，包括农田水利，治理黄河，修整航道，修建堰、堨、运河等。此外，还将先秦至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使今天的读者及水利学史研究者能够据此恢复当时水利建设的部分面貌。书中不仅记载水利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其变化，而且记载修筑水利工程的技术与方法以及使用的建筑材料等，这些资料都是研究水利学史时必不可少的。《水经注》由于对水道记得详细准确，加上支流、湖泽分汉，城邑，山岭等资料，所以能够全面地来考察一条河甚至一个流域的情况，从而能够推断人工治理的利弊及兴废，为今天的水利建设提供借鉴。《水经注》在水利史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
第三节纺织三国时的纺织业汉末，蜀地丝织业已很发达，所产蜀锦以精丽著称，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赋》赞美蜀锦“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文选》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称：“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三国时，诸葛亮也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中军需唯依赖锦”，①可知蜀锦生产仍为军需的主要来源，并在蜀地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当时蜀锦畅销各地，魏、吴都到蜀去买锦。山谦之《丹阳记》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也用锦来作馈赠，环氏《吴志》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刘备赏赐群臣多用锦，“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①。
吴国割据江东，提倡桑蚕业，因而纺织生产有所发展，官营纺织手工业规模迅速扩大，陆凯疏谏孙皓提到：“先帝时，后宫列女以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乃有数千。”②同时，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间增产蚕丝，群臣关于在养蚕缫丝时“暂免他役”以及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等建议，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养蚕生产情况，在杨泉所撰《蚕赋》中有详细的描述。当时对养蚕的温度、用桑、蚕座、上簇等技术都有严格要求，如蚕儿“逍遥偃仰，进止自如”的蚕座疏密标准，“在庭之东，东爱日景，西望余阳”的簇室选择条件等，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缫丝产品质量也很好，如诸暨、永安（武康）等地能生产高级的“御丝”。丝织物的花纹繁多，如吴王赵夫人能织作龙凤锦和五岳列国地形锦。
曹魏虽据有纺织业的中心襄邑、洛阳等地，但由于长年战乱等原因，这些地区的产品“皆下恶”，无法与蜀吴相比拟。但魏国没有官营纺织手工业，专门从事官练的织造，如《魏志·司马芝传》记述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
两晋、南北朝的纺织业自两晋以降，北人南徙者甚多，由于他们习于罗纨绮縠等丝织服物，桑蚕业也随之南移，并促进了南朝丝织业的发展。南朝各朝都置有少府，下设平准掌织染，大力生产各种丝织品。丹阳有斗场锦署，无疑是官设纺织手工业。此种机织技工是刘裕灭姚秦后由“平关右迁其百工”而来。其后，锦署成为南朝官府手工业常设纺织机构，制作王室服物。
南朝纺织手工业发展迅速，宋时“丝绵布帛之饶，衣复天下”①。当时使① 《诸葛亮文集》。
① 《太平御览》八一五卷引《蜀志》。
②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① 《宋书·孔季恭等传》。
用三国时发展起来的一蹑鼓动数综的较先进的机织技术，织造水平和生产能力提高很快。宋武帝时“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禁岭南作此布”②。梁时镶嵌金箔的罗，已织得十分精美。《吴越钱币志》提到织文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巧妙，不可言状”。锦的产量很大，梁侯景据寿将反，“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③。陈时曾有“上织成罗文锦被二百首，诏于云龙门外焚之”④的记载。南方织造技术驰名塞外，《南齐书·芮芮虏传》载：“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误’。”但南方本为麻葛产区，桑蚕和丝织虽渐兴起，产量尚不丰富，服物仍以麻葛织品为主。
后赵石虎都邺城（河北临漳），在各族混战中几乎征服了整个北方。石赵的丝织业相当发达。陆翽《邺中记》载邺城设织锦署，“巧工作锦”，“皆数百人”。邺锦、蜀锦齐名，名目极多，据《邺中记》记载：“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随后建立的前秦，丝织业也很发达，如苻坚时（357—394），秦州刺史窦滔妻作回纹锦远近闻名。
北魏统治者在纺织业原很发达的河北地区，搜罗到大批纺织工匠，因而纺织品产量大大增加。拓跋嗣时屡见“赐群臣布帛各有差”、“赐天下镇成将士布帛各有差”、“以绸绫绢布百万匹。。赐王公以下”①的记载。拓跋焘时，平城宫内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有“丝、绵、布、绢库”，常以“金锦缯絮”②颁赐臣下。及至元宏时，罢尚方锦绣绫罗工人，并将“御府衣服、金银、珠玉、锦绣”等物“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③。元翊时，听任百官进左藏库取布绢，“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可见库藏丝织品之多。
北齐和北周沿袭北魏制度，重视发展纺织工业。如北齐设“太府寺。。统左、中、右三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