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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在他们的眼中，我有某种符号意义。我来自中央电视台，来自中国，来自他们的祖国。我的出现，拉近了他们和家乡的距离。
整场晚会，剧场中始终洋溢着的，是一种只有在那个特别时空下才可能有的氛围：爱国、思乡、怀旧、彼此认同，和因为这种认同而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共鸣。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时，磅礴的气势震撼着每一个人，当乐曲中出现《东方红》旋律的时候，全场更响起了长久的掌声，许多张郑重的脸上流淌着热泪，有人掩面痛哭，激动的情绪难以自抑。在中国政治的大叙事中，这个旋律含义复杂，但是在他们的个人记忆中，那熟悉的旋律唤起了他们过往的种种，在那种旋律里，他们曾经是社会的主人，或至少是主角。
最后，高曼华演唱《我爱你，中国》。
这首歌，出国前已经听过无数次，唯有那一次才恍然明了，为什么这首歌总是会成为海外华人表达爱国思乡情怀时的首选。歌中那种直抒胸臆又千回百转的爱国情怀，简直句句都是海外华人的，尤其是第一代大陆赴美移民的心声。虽然尽量控制，但高曼华还是禁不住热泪满眶。“我爱你青松气质，我爱你红梅品格，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像乳汁从我的梦中流过……”那一声“梦”，像是从心里吹出来的，微颤着，气息悠长地收缩着，撼人心魄。这哪里是唱啊，分明是用心在诉说。高曼华在台上流着泪唱，观众在台下淌着泪听，台上台下交流着，呼应着。我在幕侧看得忘情，眼泪也顺着面颊流淌。
生长在和平时期，也就是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爱国。我没有旅居国外的经历，也不能完全洞彻他们的情感世界，但是我能通过他们的激情和泪水，再次感受到我和祖国之间的关系，和我对祖国的情感！
已经过去十年了，今天写到此，仍禁不住激情满怀，泪流满面！
演出结束，观众要求合影，我就长久地站在那里，微笑着，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恰巧，碰到一对夫妻，是爸爸过去的老邻居，十多年不见了，居然在美国相遇。老夫妻激动难抑，嘴里含混着，不知同我说什么好。我拉着他们，问问他们的情况，他们就不停地说：长大了，真漂亮，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我相信，如果不是在美国相遇，他们不会如此激动。
作为一个电视人，那个夜晚我是幸福的。我感受到久违的真挚的情感，也领受了观众对自己由衷的喜爱和赞美。在我的从业生涯中，那个夜晚是那样的特别，又是那样的极致，它的很多东西似乎源于我个人，但又远远地超越了我个人的所有。现在回味起来，心里还会洋溢着温暖，还会浸润着弥久不散的美丽思绪。
在美国我意识到，当自己真正被观众接受认可的时候，他们会为你感到骄傲。有观众说，如果徐俐的图像出来，有美国朋友在，他就会特别自豪地告诉美国人：看，我们中国的女主播，多棒，多漂亮！
一天，在南加州大学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联欢活动，一个学生突然把我拉到一边，把我带到两个美国男人面前，说：校长，这是我们中国的电视新闻主播徐俐女士。两位正副校长立刻露出欣喜和倾慕的神色：噢，太好了，太好了，不可想象，认识你太荣幸了。校长立即要求拍合影，说机会难得，能遇到来自中国如此美丽的女性，当然要留影纪念。再看那位引见的学生，满足地站在一旁看着，像欣赏自己的得意作品。后来他说，希望每一个出来的中国人，都像你一样，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开心了。
因为我的身份，海外华人会通过我的种种，去猜测和判断当时中国国内的种种。比如，他们会仔细留意我的穿着，留意我在每一个场合的举止穿戴是否合适得体。记得有一天，因为需要，我换过三次衣服，他们似乎很高兴也很赞赏我能那么做。现在，视场合不同更换着装已经是常识，但那是在十年前，个人的形象包装概念还远未形成，穿着知识也远未普及。
当时有一位留学生出去已经十年了，从来没有回过国，她问我：现在国内人的穿着水平都是你这样吗？我说不是，但是有很多人比你现在要好。她当时有些不好意思。留学生在外，生活多数拮据，吃穿讲究不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觉得他们远高于国内的同阶层水平。我嫂子的姐姐，在美十三年后首次回国，不远万里带回两个超大的行李箱，打开一看，是她和儿子穿过的旧衣服。衣服没有破，但看上去过时陈旧，我和嫂子双目对视，哭笑不得。嫂子对姐姐说：你把我们想成什么了，谁还会穿你这些旧东西？姐姐也不好意思：我一看你们就知道自己想法多余，其实在国外可以捐给慈善机构，没舍得，以为国内用得着。
２００５年在加拿大多伦多机场的免税店，一位华裔售货员向我的同行推荐美国雅诗兰黛护肤品，她建议多买点，因为在中国的商店是不可能买到的。我告诉她，我用雅诗兰黛产品就至少十年了，中国各大中城市的大商店都有卖的，不过这里免税，便宜点罢了。看她的表情，以为我在骗她。我只好郑重地告诉她，雅诗兰黛公司生产的更高系列产品ＬＡＭＥＲ也在中国设立了专柜，它的经典保湿修护面霜在中国的市场价是二千三百元人民币，据说卖得也不错。她更加惊讶了，因为在多伦多一家最著名的高档商场，都没有见到ＬＡＭＥＲ系列产品的踪迹。
如果中国真有什么阶层划分，充其量我也就算个中产阶层。我只是觉得有必要向他们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
现在中国的对外平台越来越大，参与者也越来越多。仅举一例：因为中央电视台在美国建立了用于转播国内节目的“长城平台”，现在美国的电视观众，只要付出相应费用，就可以收看到几十个频道的中国电视节目，仅我们国际频道的电视新闻节目每天就有十六档。作为出镜者，现在不是只有徐俐等原先的两三个，而是一个群体，我们现在呈现给海外观众的是一种群体的美好，而这种群体的美好，恰好是现在的中国有能力向国际社会呈现的真实面目。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女主播——直播战争的日夜（1）
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三年，萨达姆正在特别法庭受审，而法庭上戏剧性博弈的炮火硝烟似乎仍是那场战争的变相延续。关于那次战争的报道，是每一个海外新闻部的同仁都引以为骄傲的，它创造了央视四套历史上最高的收视率。美国《华尔街日报》曾以大版篇幅报道了央视这次出人意料的传媒竞争风暴，并给予了较高的正面评价。作为一名亲历者，因其角色的特殊，又因其参与过程的波澜壮阔，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开战之前，我的领导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一旦战争打响，我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里。也许在领导的眼里，我的气质和适应的节目类型（或许还有性别）同他们理解的战争报道不甚协调。而在此之前，国际频道所有大型新闻事件的直播报道都由我担纲主持。在不被明确告知的混沌氛围中，我陷入了一种茫然和尴尬：对这次战争报道，我是做准备还是不做准备呢？（战争结束后，我偶然在同事的一篇小文中得知，在开战前的二十多天，“参战人员”就被安排在附近的一家宾馆，同专家一起吃“小灶”，包括直播模拟训练。）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９日，开战的前一天下午，我和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先生在新闻节目中谈到战争何时打响的问题。李先生认为，萨达姆已经回应了布什的最后通牒，战争可能在第二天黎明前的几个小时内打响。这是一次精确的推测，箭在弦上，海外新闻部的紧急战备进入倒计时。
２０日黎明，当地时间五点三十五分，北京时间十点三十五分，战争果真打响。头天夜里我没有被通知留守，在家里，我看到了国际频道以第一反应报道了战争开始的消息。我的职业本能告诉我，尽管没有被告知，我还是应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台里去，无论去做什么。
走进机房的控制室，那里早已挤满了人。平时，因为二十四小时都有整点新闻直播，工作流程分四班倒，所以我去的时候，头天下夜班和当天早班的各工种人员都在。十米左右的控制台上，导播、切换、录像、字幕、灯光、音响等等工种，平时一岗一人，那天除了用双岗，各工种的各级领导也都在。贴着墙，拥挤地站了一排人，每人都直勾勾瞪着眼，紧盯着屏幕，不时发着各种议论，等候着被派上用场。控制室约五十平米，尽管有机械通风，但仍弥漫着浓稠的人体汗味儿。在人墙与控制台之间，仅留有一人宽的窄窄的过道。过道上，时刻有人神色紧张甚至慌张地冲进冲出，冲进来不知跟人堆儿里的谁说句什么，各工种就会立刻跟着一阵骚动，或者躁动一时。
我在这个演播室做了十一年的节目，大小节目无数，从来没有见过控制室里如此拥挤、紧张乃至混乱，除去对事件本身的所有判断，战争的爆发调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每一根神经，人们以平时无法见到的超常状态投入工作。似乎人人都在说着什么，声音或大或小；似乎人人又都在出主意，意见各不相同。完全不需要那么多人，但人们都来了；完全不需要那么多声音，但演播室被各种声音充斥：嘈杂，实实在在的嘈杂，那种要命的嘈杂把最关键的一个声音——主导一切的导播的声音几乎全淹没了。
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啊！
我不知道节目什么时候需要我，也不知道节目将进行到什么时候，只感觉短时间内没有结束的迹象，就画好妆，等待。
中午十二点，领导通知我把鲁健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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