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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雨滂沱，真的好伤心！
我们就坐在地上哭，哭了好一会儿，知道该回家了，就互相安慰着，起身回家。小秋的样子惨兮兮的，她也瘦，粪水贴在身上显得更加瘦小。两个瘦小的人儿在苦累了十几个小时之后，拖着一身疲惫，带着满腔伤心，伴着浓重的粪臭慢慢回家了。
不知谁把小秋掉粪凼的事告诉她妈妈了，小秋是我邻居，我妈妈自然也知道了，两家妈妈在一起好一阵伤心，说姑娘命苦，说着说着就掉了好半天眼泪。
我以后回家，妈妈总要和我唠叨粪凼的事，她知道我有心不在焉的毛病，脚下走着路，心里不知道想什么。万一是我掉进去了呢？小秋再弱，也比我强壮些，若是我掉进去，怕就爬不出来了。妈妈总这么认为。
小秋掉进粪凼的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件事我始终忘不了，直到今天说起来还忍不住感叹唏嘘。也许当时太无助，委屈加自怜，伤到了心里头，再也忘不掉了。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幻想的场景：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在齐头的粪凼里挣扎，四肢乱划，欲喊无声。
在队里干活也会有些有趣的事，常见的景观是农民吵架。农民吵架很生动，语言尤其丰富，有时还搭上动作。吵架通常是从闲斗嘴开始，斗着斗着就半假半真起来。说得最多的话题是各家床上的那点事儿，或明或暗，或原始露骨，把姑娘大嫂逗得好不自在，有明白点的就提醒还有城里的学生在。村里有个二十八岁的少妇（我叫她刘姐），生了两个孩子，依旧风姿绰约，在我的印象里她始终生气勃勃。有回有个男社员找她斗嘴，她一句话挡了回去：回去找你屋里的斗去，莫把伢妹子带坏了。当时我对她很有些崇拜，觉得她聪明、有智慧，总比一般的社员高出一截。她经常会问我：耙耙子做事累不？耙耙子是方言，意思是刚开始的时候。后来也总听到别的大嫂用同样的话问我，一下子觉得大嫂们很亲切。南方农村对女孩子养得娇些，或许大嫂们觉得，我年纪这么小身体又这么单薄，就独自在外干从没干过的重体力活，若换做她们的女儿她们也会舍不得。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小女子下乡（3）
有次我回城了，队里正好放了电影《李双双》，隔几天我回去，有大嫂就问我干什么去了，几天不见，是不是跑到电影里去了。她们坚持认为电影里有个年轻姑娘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我这几天不见，一定是到电影里去了。我跟她们解释，她们就是不信，非说她们没有看错。
大嫂们还坚持认为我在农村呆不久，我们知青点已有十年“点龄”的知青，也没听说有谁调走，所以我不知道大嫂们的说法从何而来。刘姐认为我长得金贵白净（其实是苍白），人又活泼又斯文，会有贵人相助的。刘姐尤其认为我在农村呆不长。我记得刘姐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有些复杂。我理解她的情绪是，我们终归是城里的，迟早会回到城里去，她是农村的，一生都同城市无缘。刘姐是个心气挺高的女人，出嫁不算早，或许她等待过，没有等着机会，就只好认命了。
有趣的是，大嫂们的说法竟成了现实，我在下乡七个月的时候，被长沙人民广播电台调走了，用大嫂们的话说就是成了“小盒子”里的人。不是电影里的就是盒子里的，大嫂们觉得那是我应该呆的地方。她们的想法也应了我妈妈当初的想法，妈妈认为，把我放到农村去，我会凭着自己的本事上来，这点她坚信不移。
我是悄悄离开知青点的，在我办完手续后的第二个清晨。头天，知青们嚷着要请客，我没有理会他们的意思，也没有共欢乐的打算，在他们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悄悄地走了，走得无声无息。
我当时是决计要那样走的，因为我并没有同他们融为一体，缺乏情感上的认同，也不相信他们还会有真心的祝福，我只想离开，离开了再不回来。
在我的生命里，知青生活只是极小的一截，总共七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有太多的东西，但它却是我生命中极重要的一章。我没有仔细想清楚，我究竟要表达什么，我只是把记得的写下来了。或许，对一个心怀理想的少女，社会生活最初的一切，带给她的感受和刺激都是强烈的，这种强烈会长久地烙在她生命的记忆里。
一写出来，我发现我的知青生活并不美好，积极的色彩很少。其实回城以后的相当时间里，我对人心存批判和怀疑。有人曾问我：你相信人吗？我瞪着眼睛语气坚定地告诉他：不信！我确实不信，我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免受别人的伤害。
对知青生活的记忆，其实是我对人的记忆的初始（当然不是指单纯物质意义上的人），在那个记忆里，人的起点不高，没有高尚，缺乏善良，人对人的理想几乎被碾得粉碎。庆幸的是，我并没有执著于这样的记忆。
其实，我在那里呆的时间还是太短，还来不及品味它的全部，我对它的看法当然失之偏颇。时间再长，我相信当时的我就会看到人性中原本美好的东西，生活也会让那个小知青对老知青们再多一份客观，对农民的偏狭再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而青春期的我就会走出对人的判断的误区。
现在，了解我的人说我像个玻璃人似的戳在那里，对往来的任何人不设防范。我希望别人能以美好的心态对我，自己当然就要首先美好起来。人原本就该是美好的，我对自己有信心，对别人也是如此。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在长沙台的日子（1）
进台
能走进广播电视，实属偶然。
我是地道的湖南人，生在湘西，长在长沙，从小说一口纯正的长沙话。我的父亲是军人，军人都说普通话，家属也跟着说，所以从小我还会说点普通话。但是，那种普通话是不能当真的，我们当地称之为塑料普通话，就是在当地方言的基础上，声韵母不变，在声调上往普通话靠一点。因为靠了一点，听起来有点普通话的意思，外地人也可能懂。但是，那是种极具喜剧感的腔调，后来，湖南的方言相声演员奇志、大兵在春节晚会上，还用那种普通话跟大家说过段子。北方的观众或许听懂了，但是一定会问：他们说的是什么话，普通话吗？确实，那就是当地的普通话——塑料普通话，只是他们两人说得更喜剧化而已。地道的湖南人说普通话天生自卑，人人都怀疑自己，当鼓足勇气开口，先不管别人听了如何，自己先解构了自己：我也能说出普通话来？湖南人生性张狂，说什么“天下凡事，唯湘江余波而已”，口气大得吓人。唯独说普通话的时候小心翼翼，没有丝毫底气，犹犹豫豫，听起来既不磊落，还智商极低，很让好强好面子的湖南人为之丧气。所以，湖南人说普通话本身就很是幽默，在说的状态上，说的效果上，都鲜生生地幽默着。至于为什么说自己的普通话是塑料普通话，这恐怕也属于湖南人的幽默。和金银铁铜比起来，塑料脆弱如纸，自然抵不了用，当不了真，所以湖南人说普通话外人最好别当真，全当幽默段子听了就是，这样，大家的心态都可以放松了。
我说的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现在资讯发达了，学普通话的途径多了，课堂上老师们都用普通话授课，如今湖南的年轻人不仅普通话说得顺嘴，台湾国语也张嘴就来，再跟他们讲湖南塑料普通话的幽默，他们怕是难得真懂了。
湖南人胆子大，我的胆子也不小，我竟然敢用那样的塑料普通话满世界去朗诵。我的幽默就在于我认为自己说得很好，比一般湖南人的幽默段子好许多，所以格外自信。当时我和其他两个同学一起，朗诵了广播电台里颇为风靡的诗《毛主席，请接受三军战士的敬礼》，尽管前后鼻音都不分，在学校里还是有不小的轰动。我的自信心就是那样被鼓胀起来的。
１９７７年高中毕业，中断了好些年的高考恰好于那年恢复。我从小喜欢语文，高考自然选考了文科。填志愿的时候，先填了北大中文系，再填了复旦中文系，还剩下一个不知道填什么。找来找去，发现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这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至少名称好听，先填上吧。
过了些日子，长沙广播电视局来了通知，说是考北京广院的学生要去那里口试。不就是朗诵吗？我会呀！
广播局设在市委大楼里，大楼是那种铺了木地板的老建筑。应考的人不太多，考的时候读了什么、念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印象深的就是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对于一个十六岁的没有任何人生规划又缺乏资讯了解的少女，那样的考试就像游戏一样，玩玩儿就过去了。北大复旦没考上，广院也没有通知，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无果而终。其实我没有考上的准备，因为没有认真复习，直到看见有人真的考上大学而不必下乡的时候，自己才如梦初醒。
１９７８年下乡了，在知青点参加了当年的高考。由于文革的影响，人们对为文心存恐惧，在家长的一致要求下，我改考了理科，最终以零点五分之差落榜。那是我青春期最灰暗的时期，成天坐在知青点的一个小山坡上看着天空发呆：我的前途在哪里呢？就在那时，长沙广播局又来通知，说长沙市广播电台要恢复播音，通知我去应考播音员。原来，在头年高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