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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憋得满面红光，一点准备也没有，走到讲台上开始嘟囔点什么不知所云的东西。毕竟是干教师这行的，不到半分钟就稳定了下来，头头是道地居然说了有十分钟，越说还越高兴，越说还越有条理。
关键是他最后给自己的发言做了总结性陈辞：“所以，我们要充满爱的来教书，对同事要有爱，对事业要有爱，要进行爱的事业，我们要跟学生们进行爱！”
我们已经笑得不行了，大家一齐拍桌子喊：“进行爱！进行爱！”
莘哥很认真地接着说：“这就要求我们有很健康的身体，身体越好，我们就越能更好地讲课，就越能更好地，啊，进行爱！”
莘哥这项爱的事业做得越来越大，现在他已经是北京新东方学校听力口语项目的负责人，说起来也是中层领导，忙得厉害，估计哥儿几个找个路边小饭店喝啤酒侃大山的机会不会太多了。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像段誉一样的阿威（1）
所有这些朋友当中，几乎全都是北方人，唯一的例外是阿威，我看阿威的眼神，总是充满了同情，特别着急。
没见过阿威的人可以闭上眼睛想像一下，一个白面书生，戴着眼镜，手无搏鸡之力，温文而雅地笑着，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形像。如果再具体一点，可以想像一下徐志摩或者瞿秋白等人，基本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其实这样的外型没什么不好，多中国啊，多传统啊，尤其受女孩子欢迎，你看人家徐志摩，当年那恋爱就谈得轰轰烈烈的。我同情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我同情的是，阿威几乎对他这个与生俱来的儒雅外型恨之入骨，每天都在琢磨着颠覆这种文人形像，就差动手术给自己贴胸毛了。
有一次他就特迫切地问我：“你不是上课的时候经常给学生讲黄色笑话吗？怎么讲的怎么讲的？我也想讲。”
我急了：“谁造的谣啊？！我什么时候讲黄色笑话了？这传出去我还做不做人了？”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才能显得特粗旷，特彪悍，让人敬而远之，让人肃然起敬那种，常去健身房行吗？”
我更不乐意了，花那么多钱配了副没框的眼镜，就是为了让学生觉得我这人学富五车，怎么还粗旷呢？难道我身上就一点学者气都没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我说阿威，咱就别一山望着一山高了，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羡慕你这样每次下课被学生团团围住呢，多有成就感。哪像我的学生们，都不敢靠近我身边五米之内，生怕我咬人似的。”
“关键是所有学生都给我起外号，管我叫段誉，这不是成心挤兑人吗。”阿威想了想，非常男人气概地加了一句话：“妈的！”
“段誉”这个外号起得真是太传神了。不只是他外型和气质像，就连出身都像，阿威就是标准的云南大理人，红土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并没有丝毫改变他的肤色，还是那么白里透红，感觉披上件长衫就是个秀才。
秀才当年也是个风云人物，进京赶考轻轻松松就得了个状元，被外交学院录取，相当于古代的外务府候补道员，随时准备着外放他国，慢慢成为外务大臣。假如他一切都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个过程，我们本可以期待着二三十年后在报纸上看到，“中国驻欧美某国新任大使阿威”这样的文字。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像段誉一样的阿威（2）
可是阿威并不会满足于任何已经即定的人生轨道，正如他会试图去改变自己的外型一样，他会更加努力地去追求一些更具挑战性的未知前程，从来不会停下来稍微驻足。
2003年硕士毕业前夕，我们这些朋友们都知道，阿威正忙于参加一个全球五百强企业的应聘事宜，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地同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们在竞争着非常有限的几个职位。这个过程要看文凭学历，要考验实际办事能力，更要看应聘者未来发展的潜能，不是真正的人才，想都不要想。
整个过程持续了最少半年，折磨得阿威越发消瘦了，我们也不敢多打听，生怕戳到他的痛处。直到2004年春节的时候，他才终于缓了一口气，说：“基本就这样了，兄弟我找到工作了。”
我们庆贺之余，也要打听一下到底在这个全球五百强里面干什么。阿威轻描淡写地说：“开始当然是从最基层做起啦，给总裁打下手，经常下基层部门锻炼，慢慢看有什么发展吧。”
说得轻巧，可是我们都听得出来，到一个大型跨国集团工作，直接步入最高管理层的决策中心，将来的发展显然不可限量。
对阿威来讲，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技能不只是英语一项，而是在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多重技能，让这些技能都得到应用，并能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要追求的东西。
今后阿威可能会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新东方的课堂上，也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分公司里面，我们没法预测，只能祝他前途无量了。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一切为了聋儿（1）
北京的日子因为有了这些朋友们，显得越来越丰富多彩，总算自己争气，讲课也慢慢步入正轨，虽不敢说锋芒毕露，也还是得到一些好评，于是每次拿到下个月的课表时，都会发现自己会更忙一些。
工作也就是那么回事，说没有压力是假的，有压力又不大，总之是按部就班的熟悉讲课，多备课，多挣钱。我真的觉得北京挺好的，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最关键的是，这么多年工作下来，我终于感觉有时间，也有能力享受生活了。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们这些朋友们在一块儿消磨时光显得有意义了，这件事追朔起来是CC挑的头儿。
CC一如既往地特立独行，只是特别喜欢同我和MIAO在一起，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有着多年在美国的生活经历，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杂的思维方式。只有在同MIAO和CC说话时，我才敢习惯地半中文半英文，而不怕被人嘲笑为假洋鬼子。
有一天他找到我和MIAO，问愿不愿意跟他一块去做一份义务工作，他说：“工作特别简单，也挺好玩的，就是去……”
“别说了，我们对待义务工作的态度是有杀错，没放过，一起去吧，哪天？几点？”
“每个星期三，下午三点，必须持之以恒，否则对不起那些孩子。”
孩子？看来这份工作要跟孩子打交道，我有点心虚，但MIAO很兴奋地接着追问：“孩子怎么啦？谁的孩子？你把那些孩子怎么了？”
“北京聋儿康复中心的孩子，都是听力严重障碍，听不见，也就不会说话，咱们要每周过去教他们说话，说英文。”
教聋儿说话？而且是说英语？这听起来很神奇。我们虽说是教过新东方少儿部的课程，算是有了点跟小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可那毕竟是身心都健康的孩子啊，沟通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要跟聋哑儿童打交道，说实话心里有点含糊。
管不了那么多了，据说那阵子北京聋儿康复中心人手正紧，社会义务工作者断了档，几十个孩子望眼欲穿地等着看新鲜的老师呢，我们就挑了个周三的下午，硬着头皮去报到了。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一切为了聋儿（2）
一走进那个位于北京国际展览中心附近的康复中心大楼，绝对是一种震惊的感觉，那里面的装修和硬件设施给人的感觉是如此地高高在上，凌驾于中国整体的消费水平之上。我见惯了美国医院里面人来人往的嘈杂，一时间对这个静谧的环境有点畏惧，尽管一个康复中心就应该是安静的。
走廊的过道里铺着专供盲人行走时使用的凸点地砖；卫生间里也有方便残疾人使用的相应设备；电梯里所有的按钮都会发出中英双语的提示声音。一句话，这里的硬件毫不逊色于美国。
如果要找出点不同的话，只能说这里太新，新得一尘不染，让人不太敢接近。
我们就这么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坐电梯上了四楼，电梯门一开，迎面就是一行大字：一切为了聋儿。
算是职业习惯吧，我们看完这行中文字，紧接着再看下面的英文翻译，感觉就很不爽，那英文写着：ALL FOR THE DEAF CHILDREN。
说起来这话似乎没什么不妥，翻译过来恰好是跟中文一个意思，可是我们是受美国思维影响的，说话喜欢讲究个咬文嚼字，绝对不能用带有歧视性的文字来伤害社会弱势群体。那个DEAF，就是中文里面的“聋”的意思，人家已经有残疾了，再被大家称呼为“聋子”，似乎有伤自尊心。
所以美国人会称呼他们HEARING IMPAIRED PERSONNEL，翻译成中文是“听力受损人士”，虽然有点小题大做，但多少也算考虑周到，尽了一份心，礼多人不怪嘛。
我们就跟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特委婉地说了这事，他们笑，说：“我们这里是澳大利亚人捐款运做的，他们常来检查工作，倒没提这事，估计人家澳大利亚不太在乎这个吧。”
“是是是，就美国人事儿多。”我有点脸红。细琢磨起来，正应了一句老话“心底无私天地宽”，美国人看来是矛盾太多，整天压住葫芦起来瓢，不得不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千万别得罪了谁，人家澳大利亚就不至于这么谨小慎微的。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一个都不能少（1）
闲话少说，赶紧去看孩子们吧。康复中心的陈主任带着我们在整个中心先转了一圈，给我们讲解：“我们这里一般开设四个班级，大班，中班，小班和爱心班，还有一个年龄不一样的电子耳蜗班。每个班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