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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说：“你知道，飞机熄火时，你被激发起来，想方设法玩儿转它。这可是孩子式的游戏。”回想往事，他开心地笑了。
还在斯坦福时，他就意外地发现了一本关于太空的书，搅起了他的无限遐想。英国科学家P。E。克立特在这本名为《火箭穿越太空》的书中，描述了太阳系，提出了星际开发和人造地球卫星的想法。“我家里到现在还保存着这本书，”他在1998年说，“它促使我第一次真正开始想像太空。”不久，戴维加入了成立于1930年的美国火箭学会和开发遥远星系思想的摇篮——英国行星际协会。他也开始收集关于太空的文章和书籍，包括德国“火箭之父”赫尔曼·奥伯特的《进入行星际之间的火箭》。奥伯特于1923年出版了这本书，该书作为博士论文上交时，因想法太离奇而被海德堡大学拒绝了。书中描述了速度快到能摆脱地球引力的液体推进火箭。他还支持在绕地球轨道放置人造卫星的想法，其理论和实验性的工作为后来纳粹研制火箭武器，包括V…2导弹打下了基础。战时，奥伯特就在戴维的前助手沃纳·冯·布劳恩的领导下，在佩纳明德为这个项目工作。战后，冯·布劳恩搬到美国，成了美国最权威的火箭专家之一。
戴维还研究了美国当时最好的火箭科学家罗伯特·H。戈达德的著作。戈达德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长大，1898年读到了当时在报纸上连载的H。G。韦尔斯的科幻小说《世界之战》之后，激起了他制造真实的宇宙飞船的念头。戈达德实验的重大成就包括第一台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1926年，在麻省他姑姑家的农场进行了液体推进火箭的首次飞行），从此美国开始被推向太空时代。在斯坦福时，戴维读了戈达德1919年创办的史密森尼专论《到达极高空的方法》。“探索行星的可能性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那儿有另外的世界，而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
戴维对戈达德的著作比对《纽约时报》有着更浓烈的热情。1920年1月18日，该报社论版简单地提到了戈达德将导弹送入太空的想法是可行的，前景广阔，但同时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武断地否定了人类将最终登上月球的想法。
尽管可以表演飞行特技，戴维还是厌倦了内华达的里诺市。一年后，他回到斯坦福，开始数学研究生课程。随着欧洲紧张局势的升级，他加入了学校的陆军飞行培训项目，期待着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并期望由此获得战争飞行任务的机会。当身高限制打破了他的飞行梦想时，戴维拾起了他的第二选择——制造飞机。他听说过道格拉斯公司，知道该公司在圣莫尼卡有家工厂，就在太平洋岸边，这就足够了。“只要离海滩近，”他说。于是，他把全部家当塞进一辆1941年产的别克敞篷车，向南加州进发了。“我想若能在道格拉斯工作，不时到海滩去散散步，那也就生而无憾了。”后来，他得知，参加斯坦福培训的飞行员在珍珠港事件后都被派往太平洋，并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在艾尔·谢根道附近的道格拉斯工厂工作时，他被派去为海军制造飞机。他在那儿度过了战争年代，读完了政府资助的高等数学班，还在那儿认识了同样被复杂理论问题所吸引的同事，他们中有许多人和戴维一样，渴望能为兰德——那个战后陆军航空部资助道格拉斯创建的精英研究机构工作。1946年，当戴维得知兰德正为陆军航空部作有关卫星的应急研究时，他立即请求调动工作。时任空军研究发展部主任的勒梅将军，得知海军已向其他公司下了卫星开发之可能性论证的订单后，遂下令将此研究项目转给兰德公司。1947年初，在第二次卫星论证（这次论证主要讨论卫星潜在的侦察用途）后不久，戴维调入兰德。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三周后完成的火箭工程学可行性报告，更像是巴克·罗杰斯小说中的东西。题目本身就像是另一时代的回归：《试验性环绕地球宇宙飞船之初步设计》。封面是一枚弹壳形状的火箭从地球驶向太空，图中发射台上的多节火箭为圆形、流线型、前端逐渐变细，成为一个尖刺状的东西，整个设计带有些许艺术装饰的意味。但依照1946年的技术标准而论，当报告上交到航空部时，仍被认为是极端大胆和极富远见的。报告说，只要近期内能完成火箭发动机及相关技术的细小改进之后，一颗2 000磅重以下的小型卫星就可以被送入轨道了。
兰德的专家们虽然认为有朝一日卫星将成为可载人的多功能宇宙飞船，但其早期系统仍采用无人操纵仪器。部分原因是，人类在太空难以维持生命，也难以安全收回卫星和它的载人舱。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卫星所具有的潜在的科学和军事价值，还预见到成为第一个将卫星送入太空轨道的国家而具有的政治意义。兰德报告说：“美国卫星技术的成就将激发人类想像，很可能在全球产生与原子弹爆炸相当的反响。”
兰德报告的顾问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核物理和电子系的路易斯·N。黎登奥就卫星的潜在用途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雷达专家黎登奥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卫星能给导弹指示目标。他精确地预见到，在某种程度上，洲际导弹和卫星的发展可互相结合，他还对如何用卫星显示天气情况、提高预报的准确性，以及如何用沿轨道运行的卫星及时传输洲际通讯信号作出了说明。或许黎登奥最最独到的预测当数把卫星当做侦察平台，“同样应该提出的是，卫星还相当于观察机，但却不会被尚未掌握类似技术的敌人击落”。
勒梅和他的航空部同仁都被这个报告迷住了，他们想要抢在海军之前得到太空计划的控制权。接到兰德报告后不久，勒梅和道格拉斯主管就一致同意研究员们立即开展下一步工作，为侦察卫星具体设计研究做准备，也与其他公司签约以进行零件设计奠定基础。该项目由兰德导弹部主任詹姆斯·E。利普监督，罗伯特·索尔特领导。导弹部约有20人，办公地点在圣莫尼卡市的兰德大楼二层备用厅。
1947年初，对于四分五裂的欧洲来说，冷战局势更加紧张。美国侦察机只能沿着苏联的边境飞行。兰德递交了一系列文件，具体分析了前述报告中已讨论过的问题，包括火箭飞行动力学、液体燃料系统、卫星控制系统及备选发射基地等。兰德于2月1日上交了这些文件， 其中一份出自耶鲁大学天文学家莱曼·小史宾莎，他准确地预言了卫星可以识别和追踪海上轮船的行动，这将成为海军参加行动和战斗的一项重要优势，这也成为海军制定自己的卫星计划的原因之一。
但是，最具说服性的报告出自利普。首先，他详细分析了延滞开发卫星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因为对这些原理的掌握是一项可靠的物质进步指数，”利普预言到，“在太空探测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将会被公认为军事和科技方面的世界领袖。想要具体明白它对世界的影响，你不妨想像一下，当美国人突然发现别的国家已经成功发射卫星时，他们将要表现出的惊惶失措和羡慕与钦佩。”
在硬件系统方面，利普提出了好几条重要建议，包括在卫星上配置能向地面传送照片的大功率电视摄像机。利普又在调查整个计划的基础上提出了另外两个独创的想法：一是在极轨道设置卫星，以提供连续侦察报告；另一个是让卫星停在极高空——升入太空25 000英里，它们的运行速度将会与地球自转同步，由此得以持续停留在世界某一地区。这种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不变的轨道理念，使今天的通讯网络成为可能，此想法最早是由科幻小说家阿瑟·C。克拉克于1941年提出的。利普在他那篇不同寻常的报告的结尾，还劝告说应立即开始行动——开发卫星。
第一部分第三章 聚焦圣莫尼卡（3）
因为五角大楼即将重组，陆军的航空部将变成一个独立军种，因此推迟了对兰德报告的评论。1947年9月美国空军成立一周后，司令官们指示空军器材司令部对兰德报告进行评定。12月呈上的结论毁誉参半：卫星看似可行但不切实际。空军决定让兰德继续开展卫星设计工作，盼望有朝一日这样的系统将发挥实际作用，发射工具也可以被开发出来，但并不把卫星开发当做最先考虑的方法。华盛顿方面的意见是继续开展研究，但并不希望空军近期就投入大量资金，开始尝试制造或发射卫星。此决定于1948年又由五角大楼的一个非政府顾问组技术评估团重新审查。
鉴于美国火箭技术的限制，这些决定是不无道理的，但这却使兰德那些有远见的研究者们感到灰心。那时已加入到利普工作组的戴维很快就了解到，华盛顿并不像圣莫尼卡一样为卫星兴奋不已。“因此花了很多时间作研究和审查他人的成果，”他回忆说，“最难的是如何法说服华盛顿为这些项目投资。”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华盛顿对苏联军事力量情报数据要求的增加，戴维和利普的其他职员利用空军授予的有限职权和资金做了尽可能多的工作。1950年11月，兰德再次迫切要求空军授权增加对卫星侦察任务的研究。空军情报部终于同意了，几个月后，伯纳德·施里弗明确表示空军需要一颗侦察卫星，这一表态极大地推进了整个计划。施里弗那时已是空军高层的关键人物，他在1951年2月16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三个基本标准。这三个标准都与帮助空军得到更多关于苏联的威胁，及其进攻目标的情报有关。施里弗规定，照片的质量和放大倍数必须保证可能的军事目标能被识别，包括机场、海港和工厂。卫星必须能在日间不间断地拍摄苏联的照片，以用来改进航空图表和地图。
兰德为如何达到这些要求而忧心忡忡。1950年4月，海军侦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