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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照片，以用来改进航空图表和地图。
兰德为如何达到这些要求而忧心忡忡。1950年4月，海军侦察机在拉脱维亚海岸被击落的新闻报道和几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都增加了寻找新式侦察工具的迫切性。1951年3月，利普和同事们实施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演习，模拟配置有电视摄像机的侦察卫星拍摄洛杉矶海港的照片。空军专家认为这些照片达到了最小限度的情报要求。但怀疑仍然存在，因为地面特征都看不真切。那份保密的题为《卫星在侦察中的应用》的兰德研究报告于1951年4月完成，但它并未说服空军高层相信照片质量足以保证所建议的系统的开发。
此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偶然完成的。1951年底，利普与该任务组好几个其他成员到赖特机场去，向提出过许多创造性的关于空中侦察意见的空军实验室介绍他们的观点。这次访问第一次把卫星支持者和先进照相机系统的设计者们会聚在一起。莫特·戴维与莱格霍恩的观点趋于一致，不久他们两人就开始碰头，交流思想。在访问期间，在俄亥俄州最终生产出了用在美国第一颗照相侦察卫星上的照相机和胶片系统。
好几个波士顿大学光学研究实验室（莱格霍恩于1946年帮助建成）的代表，那时恰巧也在参观赖特机场，他们与天才物理学家阿木罗姆·卡茨重逢。卡茨于40年代初从人口普查局调到赖特机场，帮助贝克为乔治·戈达德设计在高空能自动适应气压和温度变化的照相机系统。卡茨是代顿侦察实验室的牵头科学家。这些人最初都对卫星持怀疑态度，而卡茨就是这些将信将疑的人的领导。“利普的成功率几乎为零，”他回忆说，“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兴趣。”
卡茨和其他人决定去证实利普从太空拍摄电视图像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认为，在那样的高度，以当时的照相机技术，所拍出来的照片对于想寻找苏联的地面军事设施的分析师来说，简直是毫无用处。卡茨后来回忆道，“我们打算证实这个项目是荒谬的。注意，我们不知道也不在乎那些附带问题，比如制造和发射火箭，保持在轨道的稳定及系统中的其他重要部分。我们在建议范围内只考虑电视感应器。”
卡茨当时正努力设计远视镜头，以保证能从4万英尺高空清晰地拍摄到铁路网络。他认为，给电视摄像机安上更小的镜头可以从350英里高空清楚详尽地拍摄到地球上的大片区域， 而且不会遗漏任何有用信息。在柯达公司的协助下，卡茨设法从一部莱卡的8毫米电影摄像机上找到了该镜头。这种相机在3万英尺高空拍摄的照片与利普想像的卫星图像基本相似。卡茨命令装上莱卡镜头在代顿试飞。“我确信胶卷冲洗出来后什么都看不到。”
然而，当照片冲洗放大后，卡茨惊奇地发现，他能清楚地看出代顿市区的街道和赖特机场的跑道及建筑。卡茨明白，电视摄像镜头，甚至传统的照相机镜头都必须尽快改进，而在空中几百英里高处收集有用情报的想法对他和同事们来说，却再也不是无稽之谈了。
毫无疑问，对于《科利尔》杂志的编辑们来说，也并非没有可能。这份鼓励公众对太空开发产生兴趣的畅销杂志于1952年3月起，就开始刊登一系列有关太空的科研和军事价值的文章。朝鲜战争白热化，越来越多的美侦察机在接近侵入苏领空时被拦截，其中部分事件成为新闻，激起了公众对冷战中高度的危险性越来越强烈的反应。《科利尔》像《生活杂志》和《星期六邮报》等同时期其他受欢迎的大众杂志一样，每周都有几百万国内订户，在制订国家议事日程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杂志对太空的强调给卫星理论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明晰度。这相当于今天“60分钟”节目全年集中于一个主题并进行系列播放所能引起的舆论轰动。
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沃纳·冯·布劳恩，战后他在陆军的帮助下移居美国：他们急于利用他在火箭方面的专门技术。冯·布劳恩在《科利尔》里解释了载人空间站如何用于侦察。他设想，飞机在5万英尺高度拍摄的照片可以与技师们在地面上利用大功率望远镜所见到的一样清晰。
“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它的眼睛……即使分布范围很广，选择的地面拍摄目标也会被仔细探察。例如，军队调遣、航空母舰上的飞行甲板，或是机场上的轰炸机队，都会被丝毫不漏地观测到。有了空间站和特殊照相机，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掩藏住自己的备战动作。”
通过激发公众对太空和卫星的兴趣，《科利尔》协助将此问题搬到了政治舞台上。1952年，杜鲁门政府要求曾为“曼哈顿计划”效力过的坦普尔大学物理学家阿利斯蒂德·V。格罗斯调查制造卫星的可能性。1953年，艾森豪威尔接任杜鲁门后，阿利斯蒂德·V。格罗斯递交了自己的结论。那份简短报告于当年秋天转到国防部负责研究发展的新任副部长唐纳德·夸尔斯手中。报告特别提到发射卫星所具有的潜在的科技、军事和政治价值。尽管格罗斯从来没见过兰德报告，甚至对兰德报告毫不知情，但他还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配有电视摄像装置的卫星将是“极有价值的观测站”。
然而，空军却告诫夸尔斯说，该报告毫无技术思想上的创新，他本人也未再作任何进一步的努力。
虽然戴维和同事们现在已彻底厌倦了政府对卫星的态度，兰德还是开始推进它的计划。戴维不明白空军侦察项目中的“塔山研究”为什么忽略了这个问题。他对莱格霍恩没有利用空军高层领导者和赖特机场与塔山调查组联络官的双重身份来支持卫星项目而感到气愤。
1952年，兰德派戴维到华盛顿协助莱格霍恩规划空军的远期目标时，他终于有了当面向莱格霍恩提出请求的机会。但莱格霍恩对兰德的卫星研究仍不甚了解，戴维的任务就是告诉他该研究的具体内容，并说服他支持卫星制造。
“我们谈了一上午，接着又是整整一下午。我们一起去吃晚饭，饭后继续讨论，直到凌晨1点多。发现有人能够对我们多年来的研究如此感兴趣，我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一整天的交谈并未立刻转变莱格霍恩对卫星的看法，但他已减少了反对情绪。兰德的其他研究者和主管们也在敦促空军。虽然空军自己仍不情愿制造和发射卫星，但他们在促进其发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授权兰德实施它最野心勃勃的计划——准备侦察卫星工程的详细计划。这一次，兰德的几十位航空和电子公司的工程师们通力合作，并最终拿出了具体方案。此项行动仍由吉姆·利普领导，称做“反击计划”。依照最初设想，它仍围绕电视摄像系统。卫星在轨道中由一座小型核反应堆发动。此想法反映了当时对核动力火箭和其他太空技术过于乐观的期望。
戴维被安排研究模拟电视图像，及它们如何被照片分析师利用。虽然近期内尚无条件把卫星从设计图搬到发射台，但该计划的前景却让他们干劲十足。1954年3月1日，“反击计划”报告上交空军，时间是在哈尔·奥斯汀驾机侵入苏境内冒险飞行两个月前。报告的开篇语出惊人：“从模拟卫星电视图像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相当价值的侦察数据是可以获得的，这些照片所能提供的苏境内完整的信息将彻底改变我们对苏的战略情报状况。”
为了消除对美国无线电公司设计的兰德电视系统的疑虑，它还逐条列举了在300英里高空预定轨道能识别的事物。这份清单铁定能引起空军高层及任何对苏联军事实力，以及如果爆发战争，对选择攻击目标感兴趣的人的重视。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
1．各种规模的机场，及潜在行动的目标（如大量飞机的集结等）。
2．工业集中地，包括城内和城外的。
3．大型工厂及各种即将建设的工厂。
4．海港及其设施，如船坞和巨轮。
5．运输、电路和通讯网络，包括配电站、桥梁、河渠、电线和这些方面的可能行动。
6．市区，包括繁华地区高楼的密度。
7．大型军事设施，包括军营和弹药库。
8．相当详细的云雾的形状和结构。
报告还包括几十张美国城市和军事基地的传统的空中照片，以对兰德所说的能从太空拍摄到的图像进行比较说明。正如用在早期研究中的洛杉矶海港区的模拟图像，这些照片都是为了证实能识别比较具体的特征。它们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却不能提供带有远摄镜头的传统相机可以拍摄到的那种特写镜头图像。尽管兰德一再宣称，但显而易见，空军的指挥者们将难以找到苏联及其他有助于SAC确定目标的具体事物。
利普、戴维和其他副手估计，卫星计划从开始到发射，将耗时7年，花费16．5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1亿美元）。耗时长是因为必须克服一些技术障碍，包括从火箭设计和卫星通讯设备如何向地面传输数据等方面的难题。除了火箭和卫星，该计划还需要建设地面站及精密复杂的资料处理系统。
预计到利用太空将会涉及到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包括美国卫星经过外国时，将会在理论上对该国主权形成侵犯等，报告建议准备一项合法的政治性战略，以保障美国在太空的行动。“使用卫星或许会被指控为侵犯苏联主权，”报告指出，“苏联极可能会在它的能力范围内，千方百计使此项罪名成立，并使世界认为美国违反了国际法，由此利用此事增加他们的政治优势。”未来几年里随着卫星计划的推进，这些问题将在华盛顿的准备工作中变得愈加突出。
兰德的决策者和工程师们下定决心要亲眼看到他们的思想最终变成行动，于是，他们赶赴华盛顿、赖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