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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拉塞尔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民主党军事事务决策者， 5月17日他宣布，委员会将调查美国制空权的现状。他把此任务交给了以民主党领导人林登·约翰逊为首的分组委员会。埃森很快就否定了西敏顿的说法，他于次日向全国断言，认为空军的技术和数量优势“眨眼间就消失了”的说法是“很不正确的”。但是，事实上，不仅是埃森，华盛顿的任何人都不确切知道苏联已制造了多少“野牛”轰炸机，不知道苏联的导弹计划到底有多先进。
1955年6月末，以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为首的总统委员会也作了同样的论断。由全国最德高望众的退休军界人物之一——马克·克拉克将军领导的委员会特别工作组声称，他“对关于来自铁幕之后的情报数据的匮乏现状十分担忧”。这个很可能对U…2计划毫不知情的工作组呼吁政府“作出任何可能和可行的努力”去获取可靠的情报信息，包括其“技术能力的全部用途”。
9月，对五角大楼导弹计划断断续续的进展愈加不耐烦的特雷弗·加德纳提出对苏联导弹威胁的警告：“目前，最复杂最令人费解的技术秘密并非苏联在飞机与核武器方面的能力，而是苏联在导弹领域的进展到底如何。”整个秋季和初冬，加德纳一直在敦促政府和国会再追加2亿美元给施里弗将军的导弹计划和其他空军技术项目。这几乎等于给军队的研究和发展预算增加了30％。他的提议受到空军的普遍拥护，却被国防部长威尔逊一口回绝了。但1956年2月1日，威尔逊却表示他将加快导弹研制，并将很快任命一个“特权人物”来管理国家导弹计划，保证它们得到足够的财力和人力。与此同时，空军、陆军正在竞相制造中程弹道导弹。
威尔逊的声明显然是为了平息加德纳的抱怨，回应参议院对五角大楼导弹工程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参议员杰克逊强烈批评政府低估了苏联的导弹进展，不重视自己的导弹计划。在一篇吸引了全国注意的严肃演说中，杰克逊预言，年终之前，苏联将试验射程为1 500英里的导弹。他说，那将颠覆西方军事战略，且极可能打破北约联盟。在杰克逊看来，掌握了此导弹的苏联将利用“弹道威胁”迫使西欧国家拒绝美国进入他们境内的空军基地，强迫华盛顿将它的轰炸机收回美国本土。他提议任命一位弹道项目领导，并授以“曼哈顿计划”一样强大的特权来运营此项目。“苏联在此开发竞赛中的胜利将挫败我们盟友的士气和我们自己的信心，”他在参议院说，“有史以来第一次，莫斯科在至关重要的‘科技——工业’竞争中击败了我们。”
1956年2月8日，加德纳与在迈阿密和巴哈马群岛度假的国防部长威尔逊进行了最后一次毫无结果的会面之后，他辞职走人了。在当天早些时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埃森被要求评论杰克逊和西敏顿的观点。“嗯，”他说，“我一直对别人获知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信息的数量而感到惊奇……总之，我认为我们没有在人类科学、智慧和资源方面尽一切努力来保持我们国家的独特地位，简直难以置信。”
第三部分第九章 勇敢地追逐（2）
1956年2月初，苏联试验了一颗射程为900英里的导弹，印证了几周前《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那篇题为《导弹离我们而去》的文章展现了一幅想像中的1962年的场景：美国及其盟友发现自己在军事上被击败，政治上受苏联导弹的威胁。或许正如《时代杂志》形象解释的那样“苏联终于执鞭在手了”。杂志将这一想像的耻辱称做“导弹人的噩梦”。
尼吉塔·赫鲁晓夫似乎感到美国人已被吓唬住了。4月23日，当第一批U…2侦察机准备就绪，即将运往英国时，这位苏联领袖大言不惭地宣称：“我非常肯定，我们很快就能拥有装有能射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氢弹头的导弹。”
赫鲁晓夫或许太夸大其词，但几周后，基利安重新召集了技术能力小组修正其对美国可攻击性的评估。他还写了一封冷静的信，加深了白宫对苏联突袭潜在威胁的担忧。根据对苏联远程轰炸机和核武器的最新情报估计，基利安在给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阿瑟·弗莱明的绝密信中指出，他的委员会正预测莫斯科何时将掌握对美国实施毁灭性核攻击的技术。在5月14日那封信中，基利安警告说，此威胁“近在咫尺”，而非小组1955年初在它的第一份报告中预言的那样，他写道：“前苏联掌握对美国实行决定性突袭的手段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尽管有这些政治压力，当5月28日，艾伦·杜勒斯到白宫与总统讨论U…2侦察机，并请求他批准开始行动的准则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仍对是否使用U…2侦察机犹豫不决。他尚未考虑清楚，派遣美国侦察机，即使无武器装备，也不是由空军操纵的，深入苏联领空的后果仍令他担忧。“这样的决定是一个总统面临的最费脑筋的问题之一。我们必须思考，如果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我们，我们该作何反应？”古德佩斯特明白：美国必将设法将其击落。
艾森豪威尔总统认识到，这架飞机及其照相机系统都标志着侦察技术的重大突破。如果说他在看到盖茨堡农场的照片后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当中情局向他展示从7万英尺高度拍摄的圣地亚哥及好几个美国其他城市的照片时，这种疑虑就烟消云散了。“在这些照片上，我们能轻易地数出大街上的汽车数量，甚至每个停车泊位画的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即将得到的信息的质量也就毋庸置疑了。”
他还是希望确定这款飞机不会轻易被苏联雷达系统追踪，或被苏联喷气战斗机击落。在美国上空的试飞证明，美国雷达不能连贯地追踪到该飞机，在许多地方甚至都无法探测到它。中情局反复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莫斯科地面雷达网络设备是二战时盟军提供的，肯定追踪不到它。但1956年初，这种预测出人意料地被改写了。中情局科学情报办公室的一份新调查说，它可能会被探测到。此秘密调查于5月28日完成，发表那天，杜勒斯面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但总统似乎毫不知情。中情局自己的U…2侦察机相关历史只简单地写道：“这份调查对最高决策官员们的想法几乎无任何影响。”它引用1988年对比塞尔的评论，接着写道：“他们继续相信，苏联不能追踪到U…2侦察机，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察觉到它，U…2侦察机只会是些模糊的信号罢了。”
鉴于总统的担忧，中情局应该让他知道修改后的评估。如果知道此飞机将很容易被识破，或许他会拖延更久再批准U…2侦察机的第一次飞行，或者甚至取消这个项目。在回忆录里，艾森豪威尔说，根据他们提供的苏联防空信息，他自信，“依据当时的雷达性能，在战斗机飞行高度不超过5万英尺的情况下，U…2侦察机将会相当安全地飞行”。
中情局还告诉总统，即使这种绝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即其中一架飞机受到苏军防空攻击确实发生了，飞行员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样，莫斯科就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此侦察行动是美国所为。杜勒斯和比塞尔向总统保证，若飞机被成功击中，飞行员将失去生命，飞机将不可辨认。古德佩斯特回忆说：“他们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形势的一部分，几乎可以肯定，飞机将碎裂，同时也完全可以肯定，飞行员将丧生……虽然他们可能会知道飞机从何而来，但也很难有令人信服的途径证明它。”
艾森豪威尔总统被说服了，相信一旦遭苏联导弹或防空火力攻击，该飞机及其飞行员将在劫难逃。“这是一种残酷的想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但他们让我放心，执行这些任务的飞行员们受高度爱国主义、膨胀的英雄主义思想及某些物质诱惑的激发，都是出于自愿的。”
万一此悲观预测不准确，中情局决定让飞行员们带上自杀药丸。比塞尔要求中情局技术部的亚里克斯·巴特林医生找出合适的药物。巴特林推荐了瓶装一安氰化钾。战后，纳粹领导人赫曼·格林曾服此药在狱中自尽。一旦瓶子在飞行员口中破裂，他很快就会死掉。最初，比塞尔预定了六安，还配有L药丸。在飞越苏联的飞行中，飞行员可选择带一片药丸，而不一定非喝这种药剂。
药物的服用说明冷酷而简单：“如需服用应置于口中，用牙齿咬紧，双唇紧闭。药剂将在牙齿间被压碎。此时服用者应张嘴吸气，然后再闭上，尽可能长地屏住呼吸。约30秒钟后，服用者将失去知觉。此药服用无痛苦，但胸部或许有压迫感。服用者将毫无知觉地死去。”
直到1956年底，进入苏领空的第一轮飞行完成之后，卡米恩·维托驾驶U…2侦察机飞越保加利亚时，误服此药的危险性才被清楚地认识到。当维托在飞行前预吸氧气时，被派到U…2侦察机特遣队的一名空军助理把一丸L药丸放进维托增压服右边的膝盖口袋里，很明显，他不清楚这位飞行员喜欢把柠檬糖塞到同一个口袋里，以在长途飞行中润润喉咙。在飞行中，飞行员们可以偶尔打开头盔。几个小时后，当在保加利亚上空飞行时，维托无意识地从那些坚硬的糖果中掏出了药丸，打开头盔上的面罩，把它倒进嘴里。幸运的是，当他没有尝到期待的柠檬味时，他没有咽了它。他把它吐到手里。得知此事故后，比塞尔的一位助手命令将这种药丸装到小盒子里。
过了很久中情局才认识到，如果L药丸意外地在飞机内破裂，使机舱充满致命气体的话，也会夺去飞行员的生命。这种药丸最终被一种同样有效，但挥发性较弱的杀手——掺了海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