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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尔斯还建议白宫应该以“苏联卫星是一个伟大先例”的态度来坚决维护外层空间的自由权。他在所附的演讲草稿中强调：“苏联卫星照耀下的众多国家并没有感到自己的领土主权受到侵犯而公开抗议，这正为外层空间具有国际性这一基本原则提供了合理依据。”苏联卫星的发射成功的确有效地确立了外层空间的开放性原则，尽管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在以后的日子里充斥着各种国际场合，包括在联合国。
尽管政府官员一直在考虑太空飞行器的合法性问题，但这一问题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生事物。在10月13日周六发行的《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新闻上，沃尔特·沙利文写道：苏联的地球卫星是否要飞经其他国家的领土？如果根据主权原则各国应该享有领空权，那么到底领空有多高？如果一颗美国卫星落到了威斯敏斯特的修道院，谁将为此赔偿呢？这些问题显示出了美国民众对这一问题的普遍疑惑。沙利文指出许多国际法专家对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也莫衷一是。
10月8日星期四的早晨，艾森豪威尔召集夸尔斯和其他政府官员一起商讨苏联卫星的事情。使夸尔斯感到颇为不快的是，总统在会议一开始就质询他自己刚得到的有关“‘红石’本可以在早些时候将卫星放入轨道”的消息是否属实。夸尔斯告诉他，这个消息是真的，但是提醒总统，政府已经采纳了科学家的建议——不把美国的科学卫星研究作为一个军事项目。夸尔斯说，如果艾森豪威尔希望改变这种态度并命令尽快发射卫星，那么“红石”将在四个月内作好发射准备，可以比海军原定的时间还要早一个月。总统不耐烦地回答说，国会一定会质疑为什么没有早点选用“红石”。尽管艾森豪威尔早在1955年就已经批准了“先锋”计划，但是他担心军备研究的内部竞争会阻碍美国卫星项目的发展，也会抵消五角大楼为发展中远程导弹而付出的努力。但是在同夸尔斯的会谈中，他没有提及到自己的这一顾虑，然而在随后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讨论时却反复提及。
在星期四上午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展望未来，他要求与会者考虑下一个五年的形势，尤其是研制侦察卫星的可能性。夸尔斯汇报了空军的研究项目WS—117L的相关情况，但是安德鲁·古得佩斯特所作的会议记录并未说明夸尔斯是否告诉总统这个项目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问题。
还是在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和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查理·威尔逊最后一次讨论了军费预算的问题。接替威尔逊的是一个大公司的总裁——尼尔·麦克·伊诺伊。两人主要讨论了导弹项目的问题，总统同意威尔逊解除五角大楼关于供应商降低成本限令的提议。即使面临着苏联卫星的压力，总统还是希望威尔逊要谨慎地解除禁令，以防止军费的急速膨胀。他们都认为如果海军卫星项目还是踯躅不前，五角大楼就有必要考虑用“红石”计划取代“先锋”计划。
在10月9日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极力掩饰苏联卫星给美国政府带来的心理震撼，他几乎像威尔逊、亚当斯和赖伯所做的那样，极力贬低苏联卫星，将其说成是一个在科学和军事领域都相对无足轻重的项目。在这个火爆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告诉记者，苏联的努力只不过是“在天空上放置了一个小小的球体”。一方面，他承认苏联已经研究出了强大的火箭引擎，并担忧美国的远程弹道导弹项目是否取得了相应的进步；另一方面，他没有表现出要加快美国卫星、导弹技术发展的意图。对此，顾问们根据前几天夸尔斯报告的主要观点将总统的意见理解为：华盛顿的卫星研究计划不需要调整，甚至连重新考虑一下的必要都不存在。美国在卫星发射上的拖延并不能说明美国的导弹项目就处于劣势。记者不停地追问苏联卫星发射的军事意义，总统则表示“苏联卫星根本没有引发国家安全问题”。
在外界看来，美国总统如此贬低苏联卫星发射，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完全理解苏联这项太空创举的重大政治军事意义，艾森豪威尔若无其事的表态却正是美国政府不知该如何回应苏联胜利的表现。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中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因为他发现政府正在失去民众对其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信任。对此，詹姆斯·克雷恩是这样评价的：“美国人在心理上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这的确使总统感到震惊。艾森豪威尔是在20世纪以来仍得到大众信任和尊敬的几个美国总统之一，因此他非常希望自己的讲话能够为公众带来一些信心和勇气。但是，现在看来，民众对他的信任正在减少。”
《纽约时报》于第二天发表了社论，批评政府对导弹和卫星所持的态度，是对太空竞争的政治、舆论优势认识不足的幼稚表现，文章敦促政府和国家要清醒地认识到太空时代的新纪元已经到来。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顿·约翰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这次失败。他说：“罗马帝国因修筑道路而控制世界，在随即到来的海洋时代，大英帝国因军舰而雄霸全球。现在，共产主义在太空已经有了立足之地，虽然我们已经获悉我国明年将要发射一颗更先进的卫星，也许这颗卫星还作镀铬处理并带有自动防潮擦拭器，但这仍不能让我们感到放心。”约翰逊担心苏联会通过控制太空而逐渐控制全世界。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创造科洛纳（2）
星期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召开了正式会议。议题是讨论苏联卫星发射的军事和科技意义。在这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又一次提到了侦察卫星的问题。夸尔斯告诉与会者：“苏联卫星发射在外层空间上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有可能为发射新的侦察卫星铺平道路。”艾森豪威尔又问道：“很多报纸报道，一些美国技术官员普遍认为苏联卫星能够拍摄到美国本土的照片，是否是这样？”夸尔斯回答说他十分怀疑苏联这颗如此小的卫星能够携带拍摄系统，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艾森豪威尔的问题显示了他对侦察卫星研究技术的了解是多么的匮乏：间谍卫星所携带的拍摄系统是非常精细和坚固的，而苏联卫星如此之小以至于无法容纳这样的情报搜集系统。
当讨论转向国家导弹项目研究的话题时，艾森豪威尔重申了他对发展军备可能带来的内部竞争而感到忧虑。总统说，届时有必要让一个像战时负责“曼哈顿”原子弹研究的独立组织来负责火箭技术的研究，尽管现在他同意让包括空军在内的军方继续推进他们所负责的导弹项目。艾森豪威尔还提醒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要时刻注意各项军备研究进度之间的平衡。
正当美国政府处于承认苏联卫星潜在的太空军事意义的重压之下时，《航天周刊》在10月13日的周末版上披露了这样一条消息：美国空军正在进行一个投资数百万美元的间谍卫星研制计划。这篇被众多报纸所争相转引的文章详细描述了WS…117L工程，并列举了工程所遇到的各种技术障碍，设计将照片传回地球的操作系统就是其中之一。10月14日周一版的《纽约时报》用了这样的头版头条：“美国正在研究能够拍摄全球的卫星——1956年初就被公开报道的首个侦察卫星，将使用电视系统和摄影装置。”
这则报道意味着，在兰德公司十多年的先行研究和空军几年的前期准备工作之后，侦察卫星的概念首次受到了公众的关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舆论此时对侦察卫星计划的公开曝光却不并符合华盛顿的心意，他们现在倒不想过分渲染该太空计划的军事意义。
为了更好地解决美国科学研究与资金投入的紧张关系，10月15日，艾森豪威尔邀请了詹姆斯·克雷恩、兰德和国防动员办公室咨询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来到白宫。这个在中午时分召开的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但最后却都毫无例外地回到对五角大楼地位的讨论上。该会议被认为是艾森豪威尔任期内几个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因为在这次会议上，科学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美国政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还任命詹姆斯·克雷恩担任白宫科学顾问这一新设职位。作为白宫的科学顾问，詹姆斯·克雷恩在兰德的帮助下有权审核并删减五角大楼名目繁多的研究项目以从中选出像间谍卫星这样的最紧迫、最有发展潜力的科学项目，并负责对其提供有力的资助。
从艾森豪威尔和詹姆斯·克雷恩等与会者的言论及总统安全顾问罗伯特·科特勒总结的会议记录来看，10月15日的会议讨论所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一些发言者尤其是兰德的发言更具雄辩性。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在政府决策的最高领域给了科学以一席之地。
艾森豪威尔在欢迎与会者的致辞中说，他对美国人给予苏联卫星的高度关注感到吃惊。“我不理解美国人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他用讽刺的口吻说，“而且这种势头很有愈演愈烈的倾向。”接下来，总统开始询问与会的科学家美国的科技是否已经被苏联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赖比，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好友。他在会议上发言说美国在一些科技领域的确存在优势，但同时也警告大家苏联现在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及时采取有力行动，苏联将会迅速地超过美国，就像美国在20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迅速地赶上欧洲并最终远远将西欧抛在了后面一样。
兰德随后应赖比的要求在会议上发言，或许他们俩早就预谋好了要一唱一和来提升科技在美国的地位。兰德是咨询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个，同时他也是咨询委员会中惟一一个经营着一家大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