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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的两个女儿找两套像样的满族服装，说道： “‘洋人女子得遭的那份罪也真怪可怜的。这么着让铁条裹着喘气也真难。可怜！可怜！’ “第二天，那位年轻小姐未在宫里出现，慈禧太后问她母亲她为什么不来。 “‘她今儿病了。’她母亲回答。 “‘这也难怪，’太后说道，‘卸掉了外面裹着的，再要挤进去总得要花点儿时间。’显然慈禧太后以为外国女子睡觉时，腰跟汉族女子的脚一样，也是裹束着的。” 二十年之前，我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北京城里颇不平静。小皇帝已经长大，慈禧太后摄政的时期就要结束了。我以前说过如果彼此有亲戚关系，一位亲王娶一位格格为妻是不被允许的，即使是一介平民，也不能娶他的堂表姊妹。这是规矩。可是既有规矩，就总有打破规矩的。当光绪的订婚期到来时，慈禧太后决定让这个她妹妹的儿子娶她弟弟的女儿。至于年轻的光绪皇帝反对这一结合，想要另一个女子做妻子，那是没有作用的。慈禧太后一心一意要办成这件婚姻，她不会让自己的计划受到阻挠。于是一纸诏书颁了下去，叫老百姓某天晚上通通呆在家里，因为要用红轿把新娘从她父亲的府上抬到宫里来。无论这件事，还是其他事情，太后的意志对她周围的人来说就是法律。 慈禧听戏处：阅是楼西明间慈禧身高中等稍矮，可是穿的鞋鞋底正中有六英寸高——不知这是不是可以算作鞋跟？这个，再加上她从肩部一直拖下来的旗装，使她显得修长而庄严，似乎骨子里都是一个皇太后。她的身材无懈可击，举止敏捷而优雅，处处呈现出她作为一名杰出女性和统治者的丰姿。她的面容与其说十分美丽，倒不如说是活跃动人。她的肤色稍带橄榄色。照亮她的脸膛的是掩映在浓浓的睫毛后面的漆黑的双眸，其中潜伏着恩宠的笑容和盛怒的闪电。 坐在宝座上时，她显得尊严无比；可是，一旦走下来，双手将你的手握住，太后又极和蔼地笑道：“又得您瞧我来了，深感幸运。大老远地来，不累吧？”人们立即会感到她首先还是个女人，是个伴侣，是个朋友——不但如此，她更是一切场合的主人，不管该场合是外交场合、商业场合还是社交场合。 我真希望能像日本和其他摄影师给她照相一样，可以把她精神上的特点完全叙述出来。但是，也许正因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她才那么令人感兴趣。仅仅讲述她一生之中的这么几件事，就足以显示她为重建、延续这个朝代所付出的爱国心、政治才能、顽强意志和雄心壮志。我们已经看到，她的国家的敌人纷纷倒在她的刀剑之下。危险的政治家则倒在她的笔下，即使幸而东山再起，过去的实权已是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她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都被用权术或用武力一一清除。 即使不说在世界历史上慈禧太后绝无仅有，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她是独一无二的。她不仅在近半个世纪里把握着国家的航船，而且把握得很好。她将中国政治家设想出的一切重大改革都付诸了实施。与她的人民比起来，她远远高出任何一个蒙古种的女性。将她跟别的人种的伟大女性相比，我们该怎么说呢？在性格力量和能力上，肯定没人能超过她。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位年轻姑娘，她起初是为母亲跑跑腿，后来通过进宫当皇帝的小妾而成为一位皇帝的妻子和另一位皇帝的母亲；她立了一位皇帝，还废了一位皇帝；她几乎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权利也没有地位的国家。这么看来，即使将她说成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女性也不过份。
第三部分光绪的自我发展
光绪皇帝身材瘦小，身体虚弱，看上去几乎像个孩子。他的眼睛大而忧郁，面部微呈橄榄色。他的表情透着随和，更多是表明了梦想而不是将梦想付诸行动的力量。蒙古部落的后裔中有这么空灵的一个人是很奇怪的。不过光绪皇帝也许可以被当做运气不佳的东方圣人的典型。 ——查尔斯·约翰斯顿《中国的危机》 慈禧太后的儿子同治皇帝“龙驭上宾”那天，两乘轿子出紫禁城西门，穿过皇城来到了元故城西部，一乘里面坐着东太后，另一乘里面坐着慈禧太后。街上灯光朦朦胧胧。两乘四人抬的轿子被手持内置蜡烛的丝质大灯笼的卫兵前后簇拥着，一辆沉重的马车殿后，里面坐的是供替换的轿夫。她们所要进行的是一项重要的使命——扶立一位皇帝——因为随着同治的去世，这个朝代的皇位第一次没有了继承人。她们的目的地是七王爷也就是她们的小叔子府上。前面已经说过，慈禧太后成功地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而这妹妹这时已经成了两个儿子的母亲。 慈禧太后将其中的老大，一个不怎么结实的三岁多的男孩子，从他舒舒服服的床上拉起来立作皇帝。人们难免会想像他打着哈欠，在半睡半醒地哭哭啼啼：“我不要做皇帝。我要睡觉。”但她将小载穿戴整齐，从幸福的家庭之中、挚爱的父亲和母亲和快乐的小弟弟那里带走——光绪帝从此远离了广阔而美丽的世界，在那里，他可以自由来去，有玩具可玩，有别的小朋友可以一起做游戏，有富贵家庭中孩子喜欢的一切。为了什么呢？她把他抱在怀里，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带进了紫禁城——对他来说显然意味着“禁闭光绪帝”，里面他的世界是一平方英里，空荡荡的高墙内没有自由，没有别的孩子。他是数千太监和女人当中惟一的男人。第二天早晨，当皇族齐集，就慈禧太后的丧子之痛表示慰问时，她把小载抱到他们中间，宣布道：“这就是你们的皇上。” 那时北京还未对外开放，在东交民巷坐落着两家商店，都是未经中国政府允许而开设的。这两家店为各使馆提供大部分日常食品。它们与各使馆离得非常近，而且又小，好像根本不足以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它们注定要对中国的前途发生重大的影响。有一家是一个丹麦人开的，卖些能让北京的中国人喜欢或者少数几个欧洲居民用得着的外国玩具、布料服装、干货和蔬菜。也凑巧，满城转悠着想找什么东西来讨好小载的宫中太监不知怎么正好就来到东交民巷的这家店里，为这位小皇帝买了些外国玩具。 他们为找中国玩具已把城里搜了个遍，去过所有的集市，到过所有的玩具店，找过所有的小贩，把那些特地为小皇帝制作的精品高价买了来。它们中有啼鸣的公鸡和咕咕叫的母鸡，汪汪叫的狗和哇哇哭的孩子，八音球和八音车，鼓角、空竹和帐篷，还有布狗和布猫，骆驼、大象和猛虎，以及林林总总、数以千计的其他玩具。倘若有别的孩子和他一起玩，这些也就够了。但他没有一件看得上的，它们全都缺少能够启发这孩子天才的那种微妙的东西。外国玩具中有一些是藏了弹簧的，它似乎一下子就使死的东西活起来了。旋紧弹簧，它们会自己动。这正是这孩子所需要的——能使他这种天生爱机器的人感兴趣的东西，即使是布吉和托蒂①想知道“什么东西带动轮子转”也不过就是小载那样。玩着玩着，他的好奇心抑制不住了，于是像许多别的孩子一样，把它们拆了开来，发现了藏在里面的弹簧。这不但叫这孩子开了眼，也叫太监们开了眼，他们跑去买来更奇异、更复杂的玩具。没过多久，在那位富有事业心的丹麦人的怂恿下，欧洲的玩具厂商开始造起了为这位住在北京黄色琉璃瓦宫殿里的杏眼小皇帝专门设计的玩具。①布吉和托蒂，均为J·哈勃顿（生平资料不详）的小说《海伦的孩子》中汤姆·劳伦斯上校的孩子。 随着这孩子的长大，丹麦老板的生意也发展了。他的货物数量和品种都有了增加，而载仍然是能让他挣大钱的主顾。他的货里有八音盒和八音车——真正的八音车，不是中国店里的那种——火车、轮船、自鸣钟以及拔出转柄就会报小时、半小时、一刻钟的瑞士表，所有这些东西太监们都换个儿买了带进宫去。随着小皇帝渐渐长大，丹麦老板也从他不竭的货源里提供与之年龄相称的玩具，直至欧洲适合孩子玩的复杂而奇妙的玩具全都被光绪玩过了——“光绪”这名称就是“继续明亮颖悟”的意思，而他似乎并不辜负这一名称。 我们不想让人以为光绪是个十全十美的孩子，他不是。倘若当时宫里传出的话可信，那么他是有他的脾气。如果他要什么东西而得不到，就会躺倒在肮脏的地上又是蹬腿又是大叫，闹得简直“沸反盈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妻子告诉我，她去中国人的家里访问，当他们在她面前放上她特别爱吃的食物，而她一边放量吃一边夸耀自己胃口多么好时，女主人总要笑嘻嘻地问她：“我们要不要像太监对皇上那样，跪下求您别吃得太多伤身子呀？”光绪没有父母亲的约束，成天受着太监和侍女们奉承，被惯坏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他没有被惯得更坏。 1901年，朝廷去了西安，紫禁城的正门由我们的海军士兵把守。有一天，我得到一张通行证，进去参观了一下。皇上的居所是一系列中国式平房，砖地，上盖瓦片，纸糊的窗子中间安着玻璃。房屋的东边好像是卧室，大约20×25英尺。南面全是窗户，一头到另一头全摆着钟。钟是各式各样的，从精巧的法国景泰蓝钟到有一个鸟跳出来报时的最为复杂的布谷鸟声自鸣钟，每座钟都自顾自地滴答滴答作响。房间的许多地方都有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座到三座钟。墙上挂着造形极为奇异而独特的瑞士表。还有的家具就是屋子中央背靠背放着的两张沙发、一张放着他所收藏的钟表精品的镀金小桌和几把套着毛绒和丝绒椅套的外国大椅子。那是个火热的夏天，我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休息，身子底下即刻响起一个藏在椅垫底下的音乐盒发出的好听的音乐。这不但出其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