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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宽敞的屋宇，重门相通，层层相连，这是人们安居的地方，但鸟飞进去会忧虑不安；高山险阻，密林丛莽，这是虎豹喜欢的地方，但人进入会害怕；大川深谷，渊水飞瀑，是鼋鼍游息的处所，但人落下去就会淹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这是人们喜爱的乐曲，但鸟兽听了就会惊骇；深谷崖岸，高树长枝，这是猿猴游嬉的地方，但人攀上去就会战栗不已。形体不同，本性迥异，人类快乐的，鸟兽鱼虫却悲哀，鸟兽鱼虫觉得安全的，人类觉得危险。于是苍天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耀，让万物各适其性，让它们居住安全，有适宜的环境发挥各自的才能。所以愚蠢之人有他的长处，聪明之人有不足的地方；柱子不能用来剔牙，簪子不能用来撑屋；马不能负重，牛不能快跑；铅不能铸刀，铜不能造弩；铁不能造船，木不能做锅。各种东西都有它们各自的作用，使用在适当的位置上，万物就一致了，不会互相责难。明镜便于照形，但把它放在甑里蒸食物，就不如炊箅；牺牛毛色纯一，适宜作祭祀用的祭品，但用它来求雨，就不如神蛇。由此看来，物类无所谓贵贱，因其某一点来断定它贵重，那么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贵重的；因其某一点来贬低它，那么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低贱的。玉璞不会赚它厚，角 不会嫌它薄；漆越黑越好，粉越白越好。这中种东西相反，但人们都急需它们则是一致的，都有各自的用处是一样的。裘衣和蓑衣，哪一种更有用？下雨时裘衣不能用它遮雨，在室内蓑衣又用不上了，这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环境里，交相处于主要地位。好比在水上行船，在陆地上用车，过泥泞地带用 ，过沙漠用肆，翻山越岭穿登山鞋，本来就各有各的用处。所以《老子》说：“不要崇尚贤能”，就是说，不把鱼赶到树上，不把鸟沉到深渊之中。
所以尧帝治理天下，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师。尧帝领导百姓，让住在水边的从事渔业，让住在山林的从事林业，让住在谷地的从事政业，让住在平原的从事农业。土地适宜各种行业，各行各业都有适合的器械，各类器械都派上适当的用途，各种用途都适合使用各种人材。沼泽地的人织鱼网捕鱼，丘陵地的人耕种粮食。这样就能做到用自己所有的东西去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用自己善于制作的产品去交换自己不会制作的产品。因此离叛的人少，而顺从的人多。这就好比把棋子撒在地上，圆形的滚进低洼处，方形的停在高处，各自找到了安稳的地方，有什么上下高低之分呢？如同风忽然穿过箫管，空气振动，发出清浊不同的声音。猿猴得到了茂密的林木，不会舍弃林木去打洞； 貉有了堤坝挖的洞穴，不会离开洞穴去攀木筑巢。万物没有避开有利条件而去追求不利条件的。所以邻国之间居民互相望见，鸡犬之声可以互相听到，可是足迹不接触别国的国境，车道不通到千里之外，各自过着安宁的生活。所以动乱的国家好像很热闹，太平的国家好像很空荡，要灭亡的国家总觉得财物不足，能生存的国家总感到财物有余。空虚的，并不是人少，而是人们都各守本业；热闹的，并不是兴旺，而是人们离开本业而追求末业；感到有余的，并不是财物很丰富，而是人们欲望得到节制，浪费的情况少；感到不足的，并不是没有财物，而是人们贪欲得不到控制，耗费财物的事太多。所以先王的法典，不是凭主观制造出来的，而是依造客观规律制定的；刑律禁令，不是随意编造的，而是根据一定的准则制定的。
治理万物，不取决于万物本身，而靠土地；治理土地，不在于土地，而靠人；治理人民，不在于人民，而靠君王；治理君王，不在于他表面的言行，而在于欲念；治理欲念，不在于压抑节制，而在于修养性情；修养性情，不在于性情，而在于德行；治理德行，不是靠德，而是靠道。探究人的本性，之所以变得芜杂污秽，而不清洁，是因为受了外界灰尘的污染。古代的羌、氏、、翟部族，他们的婴儿生下来时哭声都相同，等到他们长大以后，虽然有翻译，也还是言语不通，这是由于他们从小受的教育和习俗不同。现在把出生三个月的婴儿迁到别的国家，就不会知道原来国家的习俗。由此看来，服装、礼仪、风俗，不是人的天性，而是外界影响决定的。竹子的特性是能浮在水面，但是砍削成竹简，缠成一大捆丢进水里便沉了，因为它失去了原来中空的特点。金属本来入水就沉，但放在船上却能飘浮水面，因为它受到船身的支托。洁白的生绢，用涅染过便变黑，黄色的细绢，用朱砂染过就变红，人的天性是不坏的，但长久处在坏的风俗之中便会受影响而改变，一旦改变就忘掉了原来的天性，和他周围的习性相合了。所以说日月总要发光，但浮云可以遮住它们的光辉；河水生性清亮，但泥沙可以使它混浊；人的天性是平淡的，但嗜欲会伤害它。只有圣人能抛开外物的诱惑返归自己的天性。乘船夜航迷失了方向，不辨东西，看到北斗星和北极星就明白了。美好的天性，就是人们心中的北斗星和北极星。能够发现自己的天性，就不会丧失事物的常情；不能发现自己的天性，就会受外物的迷惑。这就好比去遥远的陇西旅游，如果贪赏那异域的风光而急于赶路，腿脚便会越走越沉。孔子对颜回说：“我以前的那些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学的那些美德，我也要忘掉。虽然这样，你忘掉了从前的我，我还有不会忘记的东西。”孔子是懂得本性这个根本的人。放纵欲望就会丧失天性，行动就难以正确。这样来修身就很危险，这样来治国就会发生动乱，这样来用兵就要失败。因此不懂得道的人，不可能返归本性。
古代的圣王，能回到自己的本性，所以能让百姓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美名留传后世，恩德布施天下。因此凡是要办事，一定要首先平心静气。心平气静，事情才能办好，如同印玺按印泥，正着按图形就是正的，否着按图形就是歪的。所以尧举用舜，是通过观察作出的决定；齐桓公任用宁戚，是听了宁戚的哀歌之后才作出的决断。如果因此而抛开阴阳术数而只依靠耳目的聪明，那么就会出现大乱。凭耳闻目睹作出正确判断，前提必须是返归本性。如果听觉被诽谤和赞颂搅得失灵，眼睛被华彩弄得目眩，却想能把事做好，那就难了。怀着哀情的人听到欢歌却流泪，怀着快乐的人看见别人哭却发笑。面对欢歌而悲哀，面对痛哭而发笑，是因为怀有不同感情的缘故。所以虚静无为是可贵的。水流遄急波浪就兴起，精神混乱头脑就糊涂。头脑发昏的人不能主持国政，正像波动的水不能作水准一样。所以圣王抓住根本而不丧失，万物的情理就可以掌握了，四夷九州就归服了。事物的根本是最珍贵的，它可以适宜于天下。圣明的君王能依靠这无不适宜的根本，所以人民情愿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
提倡仁的人一定用哀乐之情去感染人，提倡义的人一定让人明白取予的道理。眼睛能看到的距离不超过十里，却想普照天下的人民，哀乐之情是不够用的；不可能掌握天下的全部财物，却想普遍地施予天下百姓，利益是不够分配的。况且喜怒哀乐，是有所感动才自然产生的。所以哭声从口中发出，眼泪从眼睛流出，这都是内心有了悲痛感情而才表现出来的，好比水向低处流淌，烟向高处升腾，是谁在推动它们呢？所以勉强哭的人，即使声嘶力竭，也不显得悲哀；勉强亲热的人，虽然笑容满面也不温和。感情出自内心，声音主满天飞之应和。所以厘负羁送给晋文公一壶饭食，胜过晋献公的垂棘宝璧；赵宣子的一束干肉，胜过智伯的大钟。所以礼物丰厚不足以表明爱心，而诚心可以归服远方的人。所以公西华赡养父母，就像和朋友相处一样；曾参侍奉父母，就像侍奉威严残酷的国君。态度虽然不同，但在奉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以胡人盟誓时用人头骨装酒，越人盟誓时刺臂流血，中原地区盟誓时 血而饮，所用的形式不一，但在表示诚信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三苗用麻束发，羌人结扎领子，中原人戴冠插笄，越人剪短发，装束虽然不同，但对于服饰而言，作用却是一致的。古帝 顼时的法规，如果妇女和男子在路上不相回避，就要在四通八达的路口禳除邪气。如今的大都市，男女相依相偎，连袂而行，但对于风俗而言却是一致的。所以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但都是表示尊重君王，热爱父母，敬重兄长； 狁的风俗相反，慈爱孩子而对尊长却很威严。鸟成行飞，兽类群处，有谁教它们这样呢？所以鲁国实行儒家的礼节，实行孔子的学说，结果国土被侵夺，名望低下，不能亲近附近的人，也不能让远方的人归服。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没有鹿皮帽、腰带上插笏版的礼服，也没有或圆或方的面容，可是他在太湖一带战胜了吴王夫差，南面称霸，中原地区的诸侯都率领所辖小国前来朝拜。北方的胡貉匈奴之国，衣不合体，长发拖地，像畚箕那样伸腿而坐，说话多用卷舌音，可是它们的国家并不灭亡，不一定是因为没有他们自己的礼节。楚庄王宽衣长袍，号令行于天下，于是称霸诸侯。晋文公穿粗布衣，披母羊皮裘，皮带系着宝剑，威严在天下树立。难道只有孔孟的礼节才算礼节吗？所以到了某个国家就遵从他们的习俗，到了别人家就回避人家的忌讳，不要随意犯禁违礼而入，即使到了夷狄裸身之国，走到遥远的异域，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