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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帕特里克并不是患有自我障碍型酗酒，因为他不光在喝醉之后侮辱别人。帕特里克抓住每一个机会打击别人。而且，帕特里克尤其与那些精明强干的经理们为敌。帕特里克在工作中习惯于一对一地与他手下的经理们开会，压榨他们的智慧，偷走他们的创意，并且在销售团队会议上打击他们。开始很多人认为帕特里克的愤怒可能是为了达到销售纪录而采取的不恰当方式。不幸的是，帕特里克的愤怒导致了公司自帕特里克到来后一连失去了5个最优秀的经理人。
我和帕特里克一起工作了大概6个月。帮助他控制酗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过，帮助他控制愤怒就很难了。虽然帕特里克最后对于自己为什么认为那些被他称为“精英混蛋”的人们威胁着自己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帕特里克最终还是没能完全理解是自我轻视导致了这一感受。我们取得的最接近成功的一点突破发生在我们谈到贯穿他一生的有关他在学业上进行的欺骗。在那次开诚布公的谈话中，帕特里克告诉我，他在大学中曾经好几次购买学术论文，在几乎所有的考试中作弊，为了让朋友帮他做那些带回家的考试卷，他还定期付给他们钱。而且帕特里克还承认，作为一个经理人，他感到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管理而不是销售，因为管理工作强迫他回到“智慧偷窃”的情况中。原本，自从大学毕业之后，他已经远离了“智慧偷窃”的生活了。从根本上来说，帕特里克觉得，为了获得成功，他就必须从他的手下那里偷窃创意。
我从帕特里克那里了解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得知从很久以前，帕特里克已经开始进行学业上的欺骗行为了，不过很遗憾却无法充分利用这件事情。帕特里克不愿意详细谈他行骗的方法，不过他承认自己非常痛恨学校，但是却很希望得到好成绩来让母亲高兴。帕特里克的母亲是一位高中微积分老师。帕特里克儿时的第一次记忆，也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次—就是当他在学期测验中失败，但是又不得不把试卷带回家签字，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当他把得了F的试卷拿到母亲面前的时候，得到的并不是斥责，而是不得不去安慰因此伤心欲绝的母亲，她哭得歇斯底里，嘴里喊着“我可怜的孩子”。
从那以后，帕特里克发誓再也不能让母亲经受这种折磨了。但是，帕特里克并没有通过努力学习达到这一目标，而是通过一个个狡猾的小伎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成绩。我认为，这样做产生的结果就是，他对于母亲要求他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表现优秀的做法非常不满。而且，为了不再让母亲经受他孩童时代看到的痛苦，帕特里克走上了一条他永远无法解脱的路。
我是这样向帕特里克解释他对直接领导的经理们的敌意和防备他们的原因：他是在把对自己和对母亲的愤怒发泄在他所嫉妒的人们的身上，因为这些人拥有真正的智慧和能力（不是靠欺骗得来的）。我努力地想帮助帕特里克认识到，他对自己的轻视，以及他对自己亲爱的母亲相当程度的愤怒，这些将使他永远无法达到在大公司中生存的基本条件：互相协作。引用那本他读过的管理学论著中的话，我告诉帕特里克，他的自我轻视和对母亲的愤怒只能使他的技能更加的匮乏。尽管我一再提醒他，如果不公开承认自己是个骗子的话，他在底特律的事业肯定要走下坡路，但是，他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在我们那一次会谈之后，帕特里克结束了我们之间的合作。一年之后，他的前妻写信告诉我，帕特里克离开了底特律，重新回到了他叔叔的汽车代理销售店，而且，帕特里克又在用杰克·丹尼酒指导自己的人生了。
第九章 真正的幸福是一个动词唤起你的激情（1）
对于职业白领来说，最难的事情莫过于从一个虽然成功但是自己并不真心喜欢的职业中跳槽了。精疲力竭症的患者们不会对职业失去激情，因为他们的贪欲永无止境。他们是行为主义者，或者将成为行为主义者—否认需要得到心理满足，因为他们把眼光盯在错误的方面。
科妮就是这样一个把眼光紧紧盯在成功上面的人，她雇用我帮她为公司找到一个新的首
席执行官，帮助那个人适应工作，并且“看看我的新个人商业计划中是否有一些疏漏”。这份计划是关于科妮决定离开自己创立的网络公司，成为一个“孵化器”公司的合伙人—这样的公司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的硅谷。科妮的目标是，正如她开始时告诉我的，要“让我的钱为我工作，这样我就可以自由地享受生命，帮助那些初创的事业”。
科妮是那类每个职业经理人都想遇到的投资人：她自己的生意很稳定，而且希望帮助那些有前景的项目和个人，而不是去补救什么项目和个人。当我第一次和科妮会面的时候，她34岁。科妮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学士学位和MBA学位，同时她还持有计算机科学和社会学的双硕士学位。她把自己在学业上多方面的知识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她既不是一个“机械脑袋”，也不是一个激进社会改革者。科妮既富有社会责任感，也很敏锐现实，这也正是为什么在33岁那年赚了2 000万美元之后，科妮决定经营一项新的生意，利用她在硅谷长达15年的工作所获得的技能和洞察力，寻找那些有前景的个人和产品。
开始，我和科妮之间的合作进行得很顺利：我的一个朋友愿意帮助科妮找到一个合适的接替者。科妮的孵化器业务也进行得很完美。但是，当我和科妮谈到她的个人生活时—我对于接受治疗的每一个人都会问到这样的问题，科妮非常不愿意透露个人生活的细节，她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说，“要是你认识不太讨厌的50岁以下单身男人，那就介绍给我吧”。当我建议我们关注一下她职业之外的事情时，科妮断然打断了我，不过她答应会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我遇到麻烦的话。”科妮说。大约一年之后，科妮来到洛杉矶，和我谈了她的个人生活。
人们对年龄的看法有两种，一种人认为年龄无非是数字罢了，另外一种人却为自己超过一定年龄而歇斯底里。科妮属于后一种。在我们再次见面前的大约一个月左右，科妮刚刚庆祝完她的35岁生日，不过，那场聚会简直不能称之为庆祝。科妮的十几个好朋友为她办了一个意外惊喜的派对。但是，打开香槟酒后的没几个小时，科妮就陷入了沮丧。她驾车回家，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科妮一直躺在床上，不是哭就是睡觉。
当我第二次开始和科妮合作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将再次要求知道她的家庭的全部情况。当我提到“家庭”这个词的时候，科妮禁不住哭了起来。当她平静下来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从来就不想有家庭，在我的概念里没有家庭这个说法。”我慢慢了解到科妮是一个孤儿，她是在孤儿院长大的。科妮的母亲是一个从越南西贡来的酒吧女郎，根本不想抚养科妮。科妮是非洲裔美国人和亚洲裔美国人混血的后代，因此，她在童年饱受欺凌。
当我知道科妮早期的生活状态后，我终于明白，科妮之所以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不愿意谈论自己的家庭，是因为她不能承受早年经历的创伤。科妮在后来的25年努力工作，尽量不去想那些事情。科妮对当时情况的惟一印象是，她的退伍兵父亲令当时十几岁的母亲怀孕，然后生下了她。在科妮10岁那年，她被一家做兽医的越南裔美国人夫妇收养，然后，科妮就在旧金山生活，那对夫妇让科妮得到了同龄人所能得到的一切爱护和关怀。
科妮后来生活的那个城市非常开放自由，所以她的异族人血统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的麻烦。科妮高高的个子，非常漂亮，而且擅长体育，更不用说优秀的功课成绩了，当她熟练掌握了英语，并且适应了新的家庭之后（科妮有两个哥哥，也是被这家人收养的越南孤儿），科妮就没有再受到社会歧视了。但是，科妮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融入了群体。她告诉我，“我经常是一颗明星，而不是人群中的一员，你知道我的意思。我知道，我被宠爱，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从来都感觉不到爱。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在不断地重复：因为做过的事而被关注，而不是仅仅因为我是科妮。”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我了解到科妮从来没有过长期的爱情，虽然她喜欢性。她对亲密关系的惟一看法是，“瞧，跟男人在一起很快乐，尤其是英俊的男人。问题是，我经常对自己说，‘别陷进去。’”当我提醒她在我第一次提到家庭问题时她对我的要求（让我帮她介绍合适的男人），她点点头，“你必须显得很愿意恋爱，不然人们会认为你不正常。”
这次谈话为我帮助科妮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建议她：“难道你不能在建立商业孵化器的同时做一项替代家庭的事情，这样你可以从目前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开始新的生活。”科妮同意了，并且承认当她第一次拒绝和我谈家庭生活之后，她的逃避做法开始逐渐破坏了她的生活。
几个星期之后，我发现我可以通过挖掘科妮的商业才华来帮助她摆脱寻求亲密关系的障碍。我计划让科妮在不放弃原有的孵化器生意的前提下，找到一种她充满激情的事业。我建议说，“你看，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件你全心全意愿意亲近的事物。你自从读高中以后，就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心理失控过，换句话说，你从来没有自由自在地满足过自己的心理需求，那么，试着这么做一次，有什么是你全心全意热爱的呢？”科妮马上回答说，“孤儿。”
三个星期之后，科妮暂时中断了我们的合作，因为她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机构，致力于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