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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郭杏儿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后，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她弟弟枣儿以后，更是整整有一年卧病不起，虽有她爹拼命地挣工分，生产队对他们也算相当照顾，但是整个村的生产始终上不去，连没灾没病的人家都受紧，他们那日子穷窘得就更没法提了。好容易她娘缓过劲来了，她爹那茁壮的身子，有一天却突然垮了下来——他全身浮肿，一直肿到连眼睛也睁不开，终于在杏儿9岁、弟弟枣儿7岁的时候合了眼。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那个村里也闹腾了一番什么“夺权”、“反夺权”，把生产队的干部也挂牌子斗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儿她家墙外的电线杆上，整天哇啦哇啦吵个不停……后来杏儿、枣儿大了，她娘告诉他们说：“你们爹生是让那高音喇叭气死的！”娘又叹息说：“亏得你们爹脾气倔，回村以后指派也好、选举也好，让他当那队干部他死活不干，要不，病成那样说不定也得揪出去斗……”
有人来劝杏儿、枣儿娘改嫁，她给人家沏上茶，还留人家吃饭，可任凭人家千言万语，她只是一句话：“俺一个人能把杏儿、枣儿拉扯大。”杏儿早熟。她12岁就不再去学校上学，天天坚持下地干活。她很快成了枣儿的另一个家长，而且往往比娘还更显得强而有力。
杏儿争强好胜。当她只能拿“娃娃分”（即队里给未成年的劳力定的低值工分）时，她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一点不比大嫂大姐们少，干吗少给俺工分？”可是当她14岁上终于拿到“妇女分”（即队里给妇女壮劳力定的低于男劳力的工分）时，她又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比哪个大小爷儿们差？干吗不给俺满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阵，公社把她树成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结果却使得队里干部对她极度反感，于是专派她去干那最脏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妇女不适于干的活。当然也不能只派她一个去，每次总要搭配上几个其他的女劳力，这样又弄得那几个女劳力对她不满：“让杏儿一个人去‘典型’吧，俺们不要这路同工同酬！”事实证明，“大锅饭”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具有理论上的某种瑰丽色彩而外，并不能真正调动起农村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天杏儿也不干了，她跑去找公社书记说：“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书记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啦？”杏儿瞪圆了眼睛说：“没什么，就因为俺是个女的！”她这个“典型”因而崩溃。
杏儿想多挣工分，早点让家里富裕起来，确实并不是为她自己，她是为了枣儿，为了枣儿也就是为了娘。她知道娘的心思，娘再疼她，也跟疼枣儿有区别。她早晚是要离开家的，而枣儿却必须永远留在娘的身边。她和娘供枣儿上完小学，又供他上中学。她和娘为枣儿攒着一笔钱，从一块钱起头，慢慢地往上增添……
村里有的姑娘，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里的亲，还并没能嫁到那里去，只不过去逛了一趟，回到村里那劲头啊，就像当过了西太后似的。有一回下地当中打歇儿，一个叫红桃的姑娘——她不久前刚到石家庄去过一趟——掏出一张照片让大家伙传看，那可是在城里照的！背景是座高楼，有人数了数，足足有六层。再高的楼他们也从电影上见过，问题是红桃就站在那高楼前头，并且说她在石家庄的那几天就住在那楼里，这就不一样了；据红桃说，楼里人不睡炕，睡床，那床软得不行，她睡不惯，人家就拿来个大铁箅子似的东西，只有半人高，说让她睡那个，那咋睡得下呢？她正疑惑呢，人家就把那“铁箅子”打开了，敢情那叫“折叠床”，连支子都是现成的，睡着不那么软了，可也不踏实，她到第三夜才习惯下来……她还形容了半天无轨电车。有个人问她：“咋叫无轨呢？”她眨了眨眼，笑着说：“破除迷信呗，没有鬼，不闹鬼呗！”在一旁早就见不得她那张狂劲的杏儿忍不住开口了：“你懂啥呀？无轨就是没有轨道！”可有人问：“啥叫轨道呢？”轮到杏儿眨眼了，她只觉得心里头有那么个意思，可嘴上就是讲不出来，憋了个大红脸。这样，不但红桃扬着声音嘲笑她，在场的人也都哄笑起来。杏儿急了，便大声嚷：“俺爹还去过北京呢，你们忘了俺家有他的相片啦？”她家躺柜上头的镜框里，正当中的两张就是她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照的。一张背景是天安门，单是她爹一个人，另一张是她爹和荀大爷，两人表情过分严肃地站在那里，毫无必要地采取了严格的立正姿势……凡到过她家的乡亲们自然都见过那两张照片，可这毕竟不同于杏儿自己去过北京，因此他们还是都捧着红桃而鄙夷杏儿。红桃更火上浇油地讥讽说：“杏儿你别在姐姐前头夸见识，你连咱们县上还没去过吧？有鬼没鬼还用不着劳动你来给大家伙嚼舌头！”
巳 （上午9时～11时）一位农村姑娘带着厚礼走来（2）
杏儿打那天起就下决心一定要进城。1977年麦秋以后，听说县里设了自由市场，杏儿就挽上一筐鸡蛋，要去县城。娘不让她去，说就在5里外的公社镇上卖了算了，可她偏要去二十多里外的县城。她果然一步一步地走着去了，并且在县城边上的自由市场很快卖完了她的一筐鸡蛋。她原不是为卖蛋而来的，所以卖完蛋她就赶紧进城去逛——县城让她失望，因为那县城除了一处叫做“大十字”的街道以外，其余的地方并不比公社所在的镇子强。那“大十字”不过是以四座三层楼房为标志的一个十字路口，各自向东西南北延伸出几十米的商业区，便消融在农村式的房屋中了。杏儿进了东北角的“百货大楼”，倒是有不少让她眼儿发亮、心儿发痒、拳儿发紧的新鲜商品，特别是那薄得透明，或红或绿之中还闪着金丝银丝光芒的纱巾，红桃脖子上常示威性地绾着一条——是她从石家庄带回来的。杏儿真想买下一条呀，红桃那条是浅粉的，自己要买就买上一条碧绿的，跟她斗斗，看谁的俏、谁的艳——杏儿手里卖蛋得来的钱有二十来块呢，买下一条那样的纱巾不成问题；可想到家里的情况，想到枣儿下学期的书本费，想到枣儿嘴唇上滋出来的小胡子，特别是想到为枣儿盖房子攒下的钱还不够买砖瓦的数儿，杏儿便强咽着唾沫，离开了那挂着一溜纱巾的柜台……杏儿不知不觉地登上了三楼，忽然有人大声地叱责她：“你怎么上这儿来啦？下去！”杏儿这才发觉三楼原来是办公的地方，而且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那儿立着个木牌子：“顾客止步”。她脸红耳热地赶紧转身返回二楼，让她不堪忍受的一声呵斥从她背后传来：“真不懂事！瞎胡窜！”
杏儿的头一回入城经历给她心灵上带来的不是慰藉而是屈辱。她一边往家走一边重整她的自尊心。如果说她爹给予了她一笔可贵的遗产，那么这遗产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尊，而同自尊相联系的便是一种甘愿为比自己弱小的人提供援助的豪爽。她想那粗暴斥责她误上三楼的人才是真正的不懂事——她爹跟她讲过，她印象很深，北京有条大街叫王府井，王府井当中有座百货大楼，百货大楼从一层到三层都卖货；准是那关于北京百货大楼的印象使得她朝三楼走去，只怪这县里的“百货大楼”没气派，也是暴露出这县里的人没见识——在北京王府井的百货大楼，人人自然都一直要逛到三楼的！
当她路过城边的自由市场时，只见围了一大群人，她本能地挤过去看，只见当中是一个比娘还老的妇人，在那儿向围着的人哭诉——她好不容易卖出了两只活鸡，得了四块钱，为的是给老伴买药，却不想一出市场，那四块钱就让人给掏了……杏儿没有诉诸理智，她只是被老妇人那只皱缩得像鸡爪子似的手，以及那只手所擦拭的翻着红眼睑的一双混浊的眼睛所打动，便一下子挤到了最前面，从怀里取出包钱的手绢包，打开手绢，从自己的那一叠里，取出两块钱来，递到了老妇人手中。她只简单地说：“大娘，俺给您补上一半。再多俺也不能了。俺娘还等俺送钱回去呢。”旁边的人嗡嗡地议论起来，杏儿一边挤出人群一边高声地说：“不要脸的贼儿，良心让狗给叼了！瞅见了吗？俺这儿还有钱呢，有种的到俺这儿试试——咱们今儿个算个总账！”
她扬长而去。人们在背后望着她，以为她会武术；那老妇人手里攥着那两块钱，比丢了钱时还发懵，竟忘了追上去向她道谢。
可杏儿走迷了路。越迷她越慌张，毕竟她是头一回出那么远的门。当太阳渐渐睡进远山，田原的色彩变得暗淡时，她急得流出了眼泪。
终于，绕了好大一个弯子，她才认准了回村的路。天眼看就要黑下来了，杏儿的心像吊桶一般上上下下。她突然感到她18年所生活的村落是那么渺小，离开城市竟有那么遥远。她从未有过的那么一种孤独感、空虚感袭上了心头。她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没立住，摔倒在地，筐子滚得老远。她爬起来，就势坐在一个土埂上，爽性哭出了声来。
就在这时，有一个声音传入她的耳中：“郭——杏——！”“杏儿——姐！”
这亲切的声音给了她无限的温暖，无限的力量，她一下子跳起来，迎着那声音跑了过去……
当杏儿终于和枣儿汇合到一起时，她见到的是枣儿一张惶急烦怨的脸。当她和枣儿进到家门时，娘二话没说，伸手就给了她脸上一巴掌。这是多少年来娘头一回动怒打她，可她觉得这一巴掌是那么甜蜜，蕴含着那么多深切的关怀和难以形容的挚爱。她迫不及待地扑进了母亲的怀抱，尖着嗓子大叫了一声：“娘！”
第二天娘原谅了她的一切，包括那舍出两块钱的慷慨行为。
1980年麦秋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