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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耗尽心力的状态下，他停笔了，而我也一直记得他说过的话，“我可能再也没有话说了”。我还是持续写信到千里达给他。我现在时间比较充裕了。我已经写完了《圣徒杰克》，并且将稿子卖给伦敦的“包德利黑德”出版公司。我的英国版版税前金为250英镑，一半从签名书销售回馈，一半是出版预付。我花了一整年的功夫在这本小说上，却只拿到125英镑，再扣掉经纪人抽取的百分比──可以在康诺特吃上五顿午餐。我的编辑说：“我们原本期望可以多给一些的。”我心里也是这么想啊。
这些微不足道、琐碎无当的数目──不过，当时，这些数字对我却很重要，我的生计全靠这点小钱哪。
我太太说：“你还说你不想让我在外头找工作？”不过她也没对我反唇相讥；她温柔敦厚。再说，这可是桩敏感话题。
她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找了份工作，我们也举家迁居伦敦，在英格兰典型的湿冷暮春中，告别多赛特，燠热夏日就在眼前。我们割舍了穷乡僻壤，其实，我觉得自己还差可忍受，因其率直无讳的缘故，同时，也因为我们空间宽阔而备感尊重──整栋房子任凭坐卧，绿树屋边合，草原郭外斜──现在，一家四口投入阴沉的市郊深处，挤进一幢小公寓。公寓污秽不适，狭窄、肮脏、简陋、嘈杂不宁。房舍泛发异味，兼以寒冻阴冷。寒酸抱怨的邻居，大车轰然驶过主要干道──小公寓在提醒着我的失败。
我想要再提笔着手下一本小说。我胸有成竹，心里有个写书的好题目，蓝本是我在加洛普营酒馆里，从一个老头儿那里听来的鬼故事。多赛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当地奇特的地理景观。我想要写下来，这里比起所有我所知道的非洲地方，都要黑暗与离奇。除了鬼故事以外，我的点子落在一个英国人类学家身上，他从非洲载誉归国，退休后回到闹鬼的家乡定居。
进退两难（2）
可是，我在伦敦无处安身写作。我们在一间噪音盈耳、隔成多间的雅房里，租住两个房间。我试着在卧室桌上写作，偏偏苦于所有暧昧含糊的回忆与联想：卧室应该充溢着夜梦、酣眠与性爱，而这个卧室里还浮泛着前任房客的残余气息。正如出租卧房经常五味杂陈一样，这个房间还闻得到前人的体臭。
公寓蹲在一楼地上，每当我背对着房间，坐定写作，隔着杂草丛生的前院，就可以看到面向着伊林区的戈登路，天空灰霾阴沉。我的两个孩子就待在另外一间房间里，瞪着我们租来的电视。我无法工作。我感觉倦怠。我跟维迪亚抱怨这般欲振无力的慵懒。他的反应既友善，又富于智能。
他回信写道：“自由作家生活的基调就是自由。”接着，他说，怠惰不过是自由的另外一层面相，我应该坦然接受。他也说，每个自由作家都该具备基本的信心，即使偶有挫败，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最后，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不过，那当然还是个问题，“你的朋友不能给你这样的信心，你只能向着自己的内心深处，极力搜寻。”
他接着对我太太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世界报道的工作深表赞同，他自己也随时收听他们的广播服务。这是他从千里达寄来的第二封信，信中语气之委婉，近年少见。阿根廷之旅似乎让他精神重新振作──他终究还是接了这趟采访工作。他两天前刚刚回到西班牙港，而他马上就开始计划盘算了。他会先写该交的稿子，一篇侧写乔治·路易斯·波赫士，另外一篇就专写阿根廷，行文中将特别突显艾薇塔与裴龙主义。文章完成之后，他就得决定该去巴西（稿酬400英镑），还是新西兰（500英镑），或是干脆直接回家，回到平房去。他最近才回绝掉加拿大与尼日利亚的采访邀稿。
乖张异常的是，这般络绎不绝的稿约，反而令他反感排斥。如此友谊的关照以及许许多多约稿，反叫他对未来抱着悲观心境，将来就再也没有人肯费心关照他，也没人再肯邀他写稿了。外界对他的接受，只会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日渐肤浅、皮毛、无聊。他既然这样闹情绪，当然就会把好意视为诅咒，赞美当作诋毁，要对他发动戕害。
维迪亚打算编纂一本杂文合集，书名就叫 《过度拥挤的临时禁闭营与其他文选》，他想收进三篇先前他关于印度的采访，却遭到帕特的反对。她说，没有人会对这三篇文章有兴趣的。书评家也会借题发挥来抨击他，人家会抓住书中单调的印度主题不放，印度的选举、印度的匮乏等等。帕特说得没错，维迪亚始终执迷于印度这个主题，不过，写作本身就是执迷与非理性的行为。由是，他固执己见。他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他不会有事的。他时常就这么说。
那就是他最强韧的力量，他不屈不挠地笃信，写作是公平的──不论短期间如何起伏，好书不会埋没的，好书终究会获得肯定与认同；烂书迟早会沦为垃圾。只有盖棺论定，千古评价才作数。写作之中自有公道。你要是败了，就是你活该。你得接受自己的失败。
他的信念可以当矛，也可以做盾，可攻可守，而他再三重复，这个信念也逐渐在我脑海中扎根发芽，令我坚强。现在就要论定我们的作品能不能受到世人肯定与酬报，为时尚早。外围征兆犹然暧昧不明。他借居在他妹妹家中一个房间，千里达西班牙港，瓦萨因公园，林地路三号；而我跟我的一家四口，蜗居在西伦敦伊林区，戈登路80号，面对面的两个狭窄房间里，不知道谁家的收音机大鸣大放，楼上还有小童号哭。我自己对于写作的信心，确实能帮助我渡过难关，同样有所助益的是──或许帮助还更大──就是他对我的信心。
即使是他开口要我帮忙，也像在加强我的信心。他说，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意愿，帮他校订他的文选校稿。假如我会感到任何惊诧，请我一定要告诉他。这本书其实是我在新加坡读过他所有的杂志文章之后，建议他合集出书的。当时，我还拟了一张清单。他从清单中选取了几篇，后来，却一概掠过所有我找到的书评。这样又给我上了一课。他说，书评文字自有其目的与功能，可是，除了文章里的笑话以外，毫无持久的价值。“可惜，我们不能保留笑话，剔除其他部分。”他选录了篇幅较长，内容较为扎实的文章。他在采访写作中投入极大心力，其热忱直追撰写虚构小说时的张力。而这段期间，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没有小说向他毛遂自荐过。
目前，他心中没有写小说的主意。“创意方面，我犹然持续贫瘠。”他自觉健康状况比前一阵子要好多了，只是，他还是担忧着将来。他还是坚持，我还没到达自己作品质量最佳的年纪──我还可以引颈期盼那般丰饶的年岁。那样的承诺叫我振奋不已。至于他自己，“四十不惑，我却有种病态的感受，我的作品已经赶不上我的年纪了。”
连看到他自己的书，就让他勃然恚怒。他嫌恶避谈自己的书。他感觉像个骗子。他说，他郁郁不乐。“写作这一行，真能达成所谓心满意足的时候吗？”
这是信中措词最为严苛的部分，其他地方的语气就舒缓多了。他似乎精力充足，像个登山者攀过一峰接一岭，还欣喜愉悦地抱怨陡坡登顶何等艰辛。有些段落听来，他甚至还希望满怀。“如果，我再度动笔写作，我想，就会像个全新的新人写作一样。”一直到当时，写作都像是他在自我“治疗”。他说，写作给予他信心。现在，他暗示着，他要从头再来过了。
进退两难（3）
他看起来已经像个全新的人了。没写小说，没错，不过，他另有文章写作与旅行的计划。同时，他也敏于洞察。他说，他在阿根廷认识了一个女孩，女孩影印了两页托玛斯·哈代的小说，小说中的女主角在这两页里省思她的人生与处境。维迪亚说，哈代小说中有一行，“最卑劣的吻都要付出绝望般极高的代价”，非常震慑惊人，尤其是将“吻”，“绝望般极高”与“代价”三个词汇并列，营造出无比的震撼效果。
他点到为止，信中也只泄漏给我小说书名：《还乡》，可是我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而且深受原文感动，拿着红笔，来回多次圈点。
让人爱到疯狂──这就是她最大的心愿。爱就是惟一的甘露醇酒，驱散日子里腐心蚀骨的孤独寂寥。而她似乎也渴盼着那种抽象情境，即所谓热情狂爱，而非任何一个特定的爱人。
经常，她神色不善，责难却不导向任何人，转而冲击在她心中作祟的幢幢鬼灵，而命运就是这群小鬼的头领，她沉郁追想，就是因为命运作弄，爱情只有降临在转瞬即逝的青春年华之际──所有她能掌握赢取的爱情，不旋踵间就会像沙漏流泄一般沉底不复。她每每思及，日益感受天地不仁，心中蠢蠢欲动，遐思着突发莽撞而惊世骇俗的举动，无论发自何处，只要她能出手攫取，一年也好，一周也罢，甚至一个小时的爱欲狂焰就够了。空无爱欲热情，她歌而无乐，拥有而无享受，胜出却不感胜利。孤寂无聊更加深了她的欲望。在艾戈顿，最冷酷与最卑劣的吻都要付出绝望般极高的代价；而凑得上伊人芳唇那张嘴又要往哪里寻找呢？
坚贞地守住爱情，只为身后一面贞节牌坊，对她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言：坚诚挚爱，只因为爱情具有足够的张力。宁可烈焰灼身，迅速消散，也好过灯笼萤光，温润余晖经年。她可以轻易预见其他女人必须从经验中汲取的教训：她已经走过爱情，度量过爱情的高塔，登堂入室，细细审查过宫殿之美，结论：爱情不过殷忧寡欢。然而，她却衷心渴盼着爱情，就像沙漠旅人，渴求一杯盐水而不得。
她时时反复颂念着祷词；不拘特定时间，只要想祷告，她就双手合十，有如毫不造作的虔诚信徒。她的祷词总是不加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