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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一把尺，将两个桌角与墙面的距离都量出来刚刚好，才能搁下心。
呼，这样折腾的确会把生活搞得很辛苦，换成了以我的忧郁症去设身处地，也一样无法真正进入状况。
所以我的老友K以他的逻辑说了我一顿，或者不相干的人误解了忧郁症，这些曲解、冤枉我都承受得下来，但是当我的主治医师也跟着数落我，对我的轻生之举斥责，就像其他人一样，我就崩溃了。
从医院出来，我一直无法思考，脑子还泡在浑沌中。
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完全空掉了，没有重心，而且支离破碎，终于我想起了最后的一丝希望，十万火急跟我那位精神科医师友人联系，向他求救，说我一定要当面见到他。我期盼他能以一位专业医师和朋友的双重立场，对我说真话。
当晚，我依约来到中泰宾馆一楼的泰国餐厅，见到了那平日忙得恨不得有分身术的朋友，如果不是攸关性命，我也不会如此以友情耍赖，强求他拨冗见一面。
他听完了我当天早晨在医院的经历，脸色庄重地说：“我也很意外他会这么对你说，也许……也许应该这样说吧，即使对许多医师而言，包括精神科医师，死亡仍然是一个很深的禁忌。”
够了，这样短短的一段话就够了，够让我把一整天的恐慌、迷惑、震惊压下去。我因此确定自己不是反应激烈，甚至疯了，至少现在有一票支持我。
隔了几个月后，我在网上查资料时无意中读到，《英国医学会期刊》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精神病患自杀对精神科主治医师的伤害实在相当深远，不但会改变医师本身的临床执业习惯，还会对医师本人的健康及人际关系造成影响。
这是亚伯丁大学研究人员针对三百一十五位精神科医师所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在这些精神病人自杀的过程当中，有五十四位医师坦承自己因而变得心情低落、睡不好、急躁易怒。六十九位医师因此而改变自己工作的习惯和治疗病人的方式，有二十四位医师考虑提早退休，以解决这个烦心的问题。
研究人员发现，当医师发现自己的病人选择自杀的时候，他们与常人一样，也会受到惊吓与刺激。
或许，这就是我的主治医师跟我对不上话的原因吧。
我也想起一年前我这位精神科医师友人在我家聊起了一段遗憾，他没有强制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忧郁症病人住院，迁就了他的自主权，没料到病人竟熬不下去而跳楼身亡。友人为此十分不能释怀，也深深自责。原来精神科医师面对忧郁症患者时，有时其实是在跟阴险的死神拔河，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全盘皆输了，难怪压力沉重。
第五章重回忧郁症发作现场
我接连两天胡乱吞药被送入急诊室，正好遇到端午节连续假日，整个周末就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度过。第三天迷迷糊糊醒来，虽是周一，仍然在放假，我还搞不清楚状况，石姐便打电话来问说跟“华视新闻杂志”制作单位早就约好的访谈要不要取消。
彼时我的脑子里，已经不太有前两天被送医急诊的印象，仿佛那是一段凭空消失的时光。我还好奇地问，干嘛要取消。
前后连着两天，石姐与我姐姐，以及桂花三人都陪着我二度出入医院，充当急救部队。她本来以为我才刚从药物催化的昏迷状态中苏醒，也许不适合接受媒体采访，岂料我把这段记忆都洗掉了，早晨醒来后，身体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对劲。
石姐仍不怎么放心，特地跟姐姐讨论我到底能不能上阵去面对媒体。可是，我浑像没发生这一回事，不仅如此，从那种浑沌不明的寻死冲动中返回人间，我的头脑反而更加透彻，神志益发清爽，实在奇也怪哉！
中午时分，石姐开车来载我到出版社，胡因梦也在电视台的邀访之列，她一看到我便惊呼：“哇，你的生命力真强，吞下了那么多药，眼眸还是这样清。”
我那时听不太懂她的话，好像整件服药的傻事都与我无干，怔愣来不及反应。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像是误闯进了别人的躯壳，这副身体前两天所做的事对我而言，都有一股陌生的局外人之感。
“华视新闻杂志”要制作一集忧郁症专题，这趟出镜，一共访问了胡因梦、石姐和我三位。我的部分，只记得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但究竟谈了些什么，事后无论如何追想都不复记忆了。
我倒是记得石姐受访完毕，就跟我说真糗，她代表忧郁症患者的友人来说一说心境，但说着说着，她由我的个案，想到了她一样染有忧郁症而受苦多年的某位亲人，一时悲从中来，忍不住潸然泪下。
她说自己叽哩咕噜也不晓得讲了什么，还在镜头前落泪，真不好意思。但她随即又自我挖苦道，“反正我讲什么也无所谓啦，因为搞不好到时候人家只剪我哭的这一段而已。”
果然，听说后来这集播映时，石姐的部分真的如她所说，哭的那一段被保留了，其他的好像全没播出来。
我和石姐都干过报社工作，她还曾跨足广播、电视，所以我们都很清楚媒体这种煽情的猎人本质，只是这一次轮到我们扮演另一方的角色，成了被捅破伤口、暴露血迹的受伤小动物。
然而，我想这大概就是人生的真相吧。譬如我一度这样在死亡边缘浮沉，对于报导的媒体充其量是一桩素材罢了。我的自镣企图只是加添节目口味的一条辣椒，有最好，没有也无妨，这年头谁死了、或者谁想死而没死成，都不过是五分钟热度的速食新闻。
制作单位录完了谈话的部分，想加入一些画面搭配，于是藉着出版社办公室的会议桌一角，拍摄我在看书的模样，后来他们仍觉得动感不足，要求我到附近的大安森林公园去补拍些外景。
人家常说“重回犯罪现场”，我这下竟成了“重回忧郁症发作的现场”，因为制作单位希望看见我神情落寞，在公园小径上踽踽独行。这大概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忧郁症吧，其实忧郁症一发起来，绝不只是外表上的落落寡欢、状似孤单所能比拟。那是一种内在极其剧烈的撕裂感，忧伤与失落漫天盖地而来，逃都无处逃。
为了捕捉具有说服力的画面，我像一个笨拙的临时演员，可笑地在小径上来回走了几趟，制作单位只差没有在一旁下达这样的指令：“表情再凄苦一点，步伐再蹒跚一些。对啦！就是这个样子！保持这样下去。”
反正蛮荒谬的，但我彼时的动作确实是在摄影机前“扮演”一个忧郁症患者，他们要我走完一小段路后，就在路边的长条凳子上坐下来，虽然他们没有指示我坐下来后要怎么样，不过我倒是自动忆起了罹患忧郁症以来的种种困顿，那份乏力感重新掳夺了我的身心，而当时我脸庞的表情应该就颇符合制作单位的要求了吧。
为了帮助社会大众了解忧郁症，我不仅写《晚安，忧郁》，现身公开了自己最不堪的染病真相，把生平一大堆拉拉杂杂的私密悉数曝光，还要以这样笨的演技去还原发病时的全貌，我恐怕是全台湾最爆笑、最古怪的忧郁症病人了。
拍摄完毕，制作单位走人了，我也离开了公园，不想就此回家去，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似乎我刚才演得太入戏，以致收工了，心情仍收不回来。慢慢地，我踱到新生南路对面何嘉仁书店的走廊，软倒在一张铁制的情人座上。
我茫然地呆坐在那儿，感觉天地之大，却毫无让我开心的理由了。活着，变得可有可无，我只是一息游丝的气还吊着而已。
怎么搞的呢，我的心境为何忽然惨跌倒这样深的谷底了？在这之前的整个白天，我那份明显活在人世的清醒知觉，业已逃逸无踪。
如果这时摄影师还在，赶快开机，猎取到我瘫痪的神色，应该会比刚才刻意演出来的更为传神吧。
坐在那张椅子上，也不晓得过了多久，我始终被一股沉重的力道往下拉，那种“活不下去”的苦涩滋味又悄悄渗进心扉了。突然希望自己消失，没有呼吸，没有感觉，同时让这无边忧郁的病苦随着自己的生命消失，无法再作恶。
就在百无聊赖之际，我按下手机的一个记忆键，打给好友张维。
他一听我的语气，马上就知道我的情况不太好。我虚弱地说：“活得好累，又想到死了。”
张维在几年前一度也曾爆发忧郁症，属于家族性遗传，他的姐姐病情更严重，从来没有断根，几年下来陆续都会复发，他自己在年纪轻轻时也被这个病魔缠上了。
张维是原住民，发病那年，就回到新竹山间疗养，每天爸妈轮流开车载他去山顶，让他静坐在群山环抱中，感受大自然雄厚生命力的滋养。
就因为张维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若是跌入情绪的深渊时，通常打电话给他，都会获得友善的体恤，而不像一般没有经验过忧郁症的朋友，往往会被我的求救弄得手足无措。
更甚而有之，我如果是向别人提及死这件事，约莫是自找无趣，甚至是自取其辱。但是跟张维说则不然，他在电话那端陪我叹了一口气：“这感觉很累喔，唉！我了解。”
当时张维远在新竹，我也只能简短诉诉苦罢了，这杯浓墨一般的愁苦终究要一个人喝下。
路灯渐渐亮了，我像是透明空气坐在那张椅子上良久，心头空荡荡，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踏出去了。
这时，万万没想到有人忽然低下头来，跟我打了一声招呼，将我从发愣中拉回。我抬头一瞧，是一位年轻的女孩，一下想不起是谁了。她提醒我：“是我啊，我是妹妹，我们在飞碟电台见过面。”
喔，难怪这位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