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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却惨遭滑铁卢。教课的老师汤森（Charles Townsend）先生是语言学家，在课上用他自己撰写的教材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大谈俄文文法和语言解构，用了很多俄国文学上的经典例子，使我想起在台大二年级上吴炳钟教授的英文课时用的教科书：Otto Jasperson的《英文文法》，一本引经据典，难上加难的名著。此次用在更艰深的俄文上，我更是丈二金刚摸不出头绪来。原因是两个月的暑期班底子太弱，生字和生词学得太少，而二年级班上的“克列菲”（Cliffies）女生更不得了，一个个早已成胸在竹，于是我成了班上的笨人和“怪胎”（odd ball）。此课除汤森主讲外，每周尚有两堂练习课（drill session），由从俄国刚移民到波士顿的几位老太太任教，这些俄国老太太见我鹤立鸡群，或鸡立鹤群，所以对我特别照顾，非但上课时向我发问最多，而且下课以后，走在校园里碰见了，也会立刻叫我站住，要我用俄文说出现在是几点几分几秒！真是令我狼狈不堪。这一年硬挺下来，到了要上第三年俄文时，我就因吃不消而退课了。记得汤森教授对我说：“你不读三年级实在可惜，因为俄文的基础就是三年，你不读完将来全会忘光！”果然如此，如今我的俄文早已还给老师了，甚至连字母也忘得差不多了，真懊悔莫及。多年后（约在一九九一年）我和几位中国大陆来的知识分子游圣彼得堡，在一家咖啡店里见到一位年轻女招待，每一个人都想和她搭讪，但俄文都说不出口，最后还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凑合著说，竟然赢得她嫣然一笑。早在此之前，在波士顿我到交响乐厅去听名大提琴家罗斯拉波维克（他已经十度来台湾地区演奏），当时还记得一点俄文，于是斗胆到后台排队请他签名，轮到我的时候，紧张得什么都忘了，只冒出一个俄文字“赫拉晓”（好），他也回我一个字：“斯巴西吧”（谢谢），这是我和大师的唯一一次短暂的接触。不过在此之前，捷克的名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sek）来哈佛客座，第一堂上课就在黑板上抄写不少欧洲语言的书名，包括俄文著作，可能旨在向我们“示威”，却吓不倒我，我用俄文照抄不误，毫无困难。如今思来，真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夫复何言？所以要奉劝所有学外国语的读者：学语言除了下苦功外，必须持之有恒，否则会全功尽弃。我当年学的外国语（俄文、日文、西班牙文），除法文外，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日文虽念了三年，却因后来在三年班时投机取巧，没有读好，功败垂成。语言没有学好，是我多年求学最大的遗憾，差强我意的只剩下英文，然而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即使身兼双语也是不够的。
除了语言之外，我在哈佛所选的课，在大考时都得心应手。大班课须要期末大考（当时研究生尚不能以论文代之），和本科生拚搏我自认莫敌，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教授在看卷子的时候知道我是研究生，打分数可能宽一点。（这是哈佛和美国各大学的陋习，考试拿了B以下的分数，第二年的奖学金可能就没有着落了，所以研究生的考卷大多得A…或B＋）。如何引起教授注意？我的方法就是多看书——必须超过课上指定的教材，而且还要看推荐书，甚至自己故作聪明，到图书馆多借一两本匆读了一遍，就在考试时不分青红皂白引将上去。我这个“招数”从来没有失败过，不过偶而会在考卷发还时看到教授的评语：“这一本书不好，论点不足为训”，原来教授也是同行相职的，哈佛教授尤其如此。
研究生最担心的当然是博士口试和论文答辩。我的系没有论文答辩，所以写论文前的博士资格口试成了一个大关。每一个学生都拖拖拉拉，选了不少“指导阅读课”，只不过是多花时间准备而已，先订下一个书单，再和指导教授偶而讨论几次，我却利用这个机会和史华慈学了不少东西，两个人见面时在南地北无所不谈，我看什么他就和我谈什么：从五四《新青年》（我一期一期的读）到列宁文集（我一本一本的啃），从儒家到浪漫主义，真是无所不谈。等到要考博士口试的时候，史老师自告奋勇要主考我的中国近代史项目，我却惋拒了，因为我觉得对不起费正清教授。没有选他的课，只有旁听，所以应该请他主考，以示我对他的尊重。另外两个科目，我决定考中国中古史唐宋到清末和俄国史。本来想以欧洲思想史代替中国史，但系里规定必须有两项与中国有关，也必须有一项是“前现代”（premodern）的领域。于是我乖乖地选了杨联升教授的两门低班课，在班上没有旁听，并和本科生一起考试、交作业。记得我有一篇论文写的是皇权与绅权，用的是费孝通的一本小书，以此出发，大谈法家所谓的“权”与“势”的问题，颇蒙老师激赏。后来又和罗文（罗香林先生的公子）同上杨教授开的指导阅读课。虽然我专攻近代史，但一向对传统十分尊重，而且十分佩服杨教授的学问，和他师生一场，自始至终都非常愉快。杨先生对我们这两个学生要求也很严，逼着我们用英文，我那时已能胜任。
所以在三种博士口试的时候，我反而以中国中古史考得最好，还记得杨教授问我海瑞罢官的问题，我也对答如流。到了考俄国史的时候，派普斯教授问我关于西泽琳女皇治下的版图问题，我一时不知所措，因为从来没有准备地理。后来他又问我列宁从瑞士坐火车返回俄国圣彼得堡领导革命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欧洲政客的贿赂，我说当然没有。他却说根据刚发现的史料，证明确有其事。顿时气氛变得很严峻，我也越答越差，草草收场。（事后思之，我显然对俄国革命太过热心，而他却比较保守，根本不喜欢列宁。）到了最后考中国现代史的时候，费正清教授不慌不忙地说：
“Leo，你刚才回答俄国史问题的时候，好像对于历史上的日期（dates）不大清楚。那么我也问几个日期的问题：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哪一年成立？”
“一九一三年。”我立刻回答，心中早已开始慌乱了。
“那么，太平天国的军队哪一年攻下南京？”
“大概是一八五四年吧！”
“哪一日攻克的？”
我怎么知道？！
“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哪一年进的耶鲁？哪一年毕业？”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娶了一个美国太太。”
如此一来一往，他连续问了我不下十来个日期，我最多答对了一半，心情从此一蹶不振，斗志全失，勉强敷衍到终场。费教授以主考官的身份对我说：“回去吧，明天我让秘书通知你结果。”
那一晚我根本睡不着，自知凶多吉少，泄气之余，只有准备重考。自从进哈佛以来，我一直一帆风顺，这次惨遭滑铁卢，是否自己太大意？准备不足？其实我花了将近两年功夫，记了无数页笔记，他那本“新约圣经”——《东亚的现代转化》——读了又读，就是没有背历史大事和小事发生的日期。我还准备了一大套自己对近代史的看法，结果完全派不上用场。完了，完了，看来费教授在“整”我，因为我曾在他课上发言不驯！
想来想去，整夜失眠。第二天早上仍没有电话来，心知费教授下午才去办公，不会这么早通知我的，只好出门散步。一直等到傍晚的时分，电话铃响了，费教授的秘书琳达告诉我通过了，我听了根本不相信，又多追问几句。我曾经约会过琳达几次，所以私交不错，我再三盘问，她只是说我通过口试了，其他一概不知。
又过了一天——或许就是当天晚上——费教授亲自打电话来安慰我，说了一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男人考博士口试，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孩子生前有阵痛，痛完了生下来就好了！你就把它当作一时的阵痛算了，没有关系。”我一时语塞，挂了电话怔住了。后来把自己的经验和同学讲起，顿时传为“佳话”，因为从来没有人被考过“日期”！事后我再三反省，得到的结论是：费教授可能觉得我太嚣张，对历史见林不见树，脑子里一大堆理论，似乎基本功下得还不够，所以要考我历史的细节——如日期。
从此之后，我的态度也收敛多了，费教授却反而对我爱护有加，并且为我弄到了一笔奖学金，选我到欧洲游学半年。他对我的恩德，我也一生难忘。
如今我在教授晚清文学课时，还会想起日期的事，有时还会突然间问我班上的研究生：
“梁启超在哪一年从日本到美国游历？在此之前哪一年坐船到夏威夷？哪一月到的？鲁迅哪一年逝世？孙中山哪一年诞生？……”
班上的学生一片茫然，一个“日期”也答不出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历史学自从福何以后，早已不讲日期了，只讲“话语”（discourse）、权力和“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