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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的思索所具有的形上意义,也才明白这位伟大诗人生命的最后瞬间并非延伸《离骚》的宫廷乡愁,而是质疑这种愁绪。也许是因为我个人的可靠体验,所以对欧梵的行为语言感受特别深刻。
20世纪80年代末,欧梵不仅热情地帮助我和其他朋友在异国生活下来,而且帮助我度过了心理上的危机。特别需要提起的是在1991年日本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仙台市纪念活动执行委员会本来邀请欧梵和我参加,但出于某些原因,又取消对了我的邀请。这个时候,欧梵便挺身而出,向日本执行委员会发出个人的抗议,并表示自己拒绝到仙台。由于欧梵的正气,再加上丸山升、伊藤虎丸等日本学者的努力,仙台筹备活动中的学术委员会宣布解散,在东京另外举办一个学术会议,并邀请我参加。这个历史时刻,我非常清楚地看到欧梵身上所具有的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他无愧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鲁迅研究者。
赛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于知识分子有两个精辟的定义:一是“敢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一是“业余人”。所谓业余人,就是从专业的围墙里漂流出来的关怀社会、关心民瘼的人。欧梵就是这种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很好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对欧梵只看到他的“轻”的一面,而忽视他的“重”的一面,而他的“重”的一面,恰恰表现得很精采感人。
最后我还要说,他作为芝加哥大学“中国思想者部落”的“酋长”,和大家一起确认了一种精神取向,把芝加哥学群界定为黑白对立之外的另一人文空间。这就是我常说的“第三空间”,而这一实践范畴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欧梵,他在芝加哥大学为我们设立的人文讲坛,就是超越非黑即白两极对立框架的第三空间。